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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日本顶级学者如何写中国史:中国文明仅凭己力可能发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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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5-10-23   主页:

日本顶级学者如何写中国史:中国文明仅凭己力可能发生吗?

来源:新浪读书

    导语:日本京都学派史学代表宫崎市定的《中国史》是岩波书店经典通识读本,是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人的最爱。这本书在1980年代就翻译到中国台湾和韩国,最近全新的简体版译本出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说,宫崎市定的《中国史》,“视野常常超越中国,而涵盖了整个‘东洋’即亚洲”。

  本卷合收了岩波全书本《中国史》上下二册。东洋史是我一生的学问领域,因此东洋史的讲义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宫崎市定  文



  我生于1901年,在十五岁、旧制中学三年级时,从桑原骘藏所著教科书《中等东洋史》中学习了东洋史,此后旧制高中的课程中也有这一科目,最后大学时我选择了东洋史为专攻。后来登上讲坛,教授东洋史,最初负责京都府立一中三年级的课程,后来成为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高等学校东洋史的专职教授,需要根据每年班级的总数,重复授课。

  但说到中国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怎么回忆,我都不记得在学校里讲授过中国通史。我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史的体系,仿佛是着手撰写这部《中国史》之前的事。

  东洋史与中国史,屡屡被当成完全一样的内容,虽然如此,因为是长期的习惯,似乎不必表示太强烈的异议。但我们将两者区别使用时,中国史是中华民族,或曰汉族,或曰中国民族固有的历史;东洋史是以中国民族为中心,兼以周围异民族,将两者以完全对等的价值一体考察的历史。

  讲授东洋史时,我喜欢用的手法是,认同中国为一个文明社会,周围的异民族虽是难称文明的未开化状态,但同时又保持着异于文明社会的朴素的民族主义。着眼于这一点,综合考虑,欲从“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对立的观点来叙述历史的演进。

  将东洋的历史以此两者对立的视角来考察时,朴素主义的民族在军事及政治方面很优秀,文明主义的社会则在文化及经济方面发挥出色。但历史叙述着重置于政治方面时,往往陷入重视朴素民族的活动而对文化经济的发展等闲视之的结果。我屡屡反省,自己也有这样的偏向。

  那么,现在就从东洋史中单取出中国史,将最大的关心集中于文化及经济上。当然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完全无视周边朴素民族的动向,但更重要的着眼点,毋宁说是汉地与外部异文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中国文明社会发生、成长时,与外部世界有着怎样的关系。更直接地说,中国文明仅凭己力可能发生吗?或者说,有必要借助外部力量吗?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当然,对这样的问题,无论用怎样的历史学考证方法解决,都有力不能及的困难,因此不应过早下结论,但穷极思考的界限,并进一步考察发现,大概是有必要的吧?

  我的想法是,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存在着成为都市国家的要素,如果没有这个,就很难存在构成人类文明的东西。这不是通过哲学思索得出的结论,而是从现实的历史中学得的结论。说到都市国家,一般总会想到希腊、罗马,实际上都市国家的存在远远延伸到东方,经叙利亚、波斯,到达印度东端。不过,这些城郭国家的人民是否都过着与希腊都市国家一样的生活,恐怕没有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但居民于四周设城郭、并居于内部的模式,会影响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故而把遥远东方的印度国家与希腊一同总括于都市国家的名下,也绝非没有理由。

  的确,历来的世界史中,似乎尚未找到一例,将中国古代的城郭人民称为都市国家,与希腊同列。但我以同样的理由认为,将中国古代的城郭国家,乃至城郭住民都称为都市国家,一点也无妨。

  汉代的著述家凡与西域中亚沙漠中的居民接触,就考察他们是否为城郭居民,又严格记录城郭之有无。他们内心好像相信,若是城郭居民,就拥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一定程度能形成类似中国的社会。实际上,中亚的城郭居民是接受伊朗文化洗礼的文明民族,达到了与伊朗人无异的生活水平,将其视为都市国家,应当毫无问题。若果真如此,那么反过来,将与之东面相连的中国的城郭人民称为都市国家,不也应当毫无反对理由吗?

  如此看来,在古代世界的文明发祥期,从西方的大西洋海岸至东方的太平洋沿岸的带状地域内,存在着相似的都市国家。换言之,世界各地都存在着都市国家时代。于是,可以说,各地域的文化都是以都市国家为母体而发祥成长的。

  各地域孕育的文化各有特色,绝不相同,但要探究共同点也非绝不可能。这些不同的文化原本是相同的,到底是因土地之异而发展成不同的形态,还是最初互无联系、各自发展,而在不同的道路上成长起来,并无立刻决定的手段。究竟是文化一元论还是多元论,或许是永远的谜题。但是我们只要说,产生这些的环境,都是在类似于称为都市国家的状况下进行的,不就觉得安心了吗?

  虽然一般认为都市国家是古代人发明的杰作,但它无法永久持续,到达某一时期就会走向没落,取而代之出现在各个地域的是领土国家。都市国家都是保持完全主权的自主国家,一旦各国利益不一致,就很容易诉诸武力,而制止战争的因素却是没有的。这种战争的结果就是弱肉强食,开启这样的局面:某个都市国家征服其他都市国家,将其并入自己的领土。首先是多个都市国家群立的地域被几个强力国家瓜分,出现战国时代的形势。这时,幸存的强国已经不是自由市民组成的都市国家,而是掌握强力军队的由国王统治的人民集团,不论征服国家还是被征服国家,其构成人员都是隶属君主的人民。

  在强国对峙的战国时代,弱肉强食持续表现为国家数量逐个减少,最后只有一国作为最后的胜利者幸存下来,这即是古代帝国。从都市国家林立到古代帝国成立的转变,似乎是依照力学的必然性,在世界各地发生。因而可以说,一个古代帝国的疆域,决定了世界地域的区分。从西数起,依次有罗马地域、西亚地域、东洋地域,也可承认中间的印度地域。

  从都市国家群到古代帝国成立为止,换言之,就是古代史的发展,如前所述,似乎是依照力学的必然性进展的,但有必要注意,国家内部存在着战争技术的发展这一因素。在都市国家时代的战争中,战车是核心,它看起来甚为优雅,但也难免沦为很不实用的装备。与战乱时代领土国家的出现大约同时,骑兵战术流行起来,骑兵无论是在集中上还是移动上,都远为迅捷。最后,为了古代帝国的成立,步兵集团的出现是必要的,几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兵团的创立与应用也是实际进行过的。这种战术的进步,并非由各地域分别设计——而是某地域的发明原封不动地传播到其他地域,这样想应该是合适的。至少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史书明确记载,骑兵战术是战国时由赵武灵王自西方引进的。

  中国史上的古代帝国由秦始皇开创,秦灭亡后,汉帝国继承之,以约四百年的繁荣为傲。然而,看起来如此强盛的汉帝国也难以承受诸种社会矛盾的积累,最终走向衰亡,中国社会转而进入分裂倾向很强的中世。

  但古代帝国的衰亡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世界各地或早或晚,相继迎来了中世时代。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还是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原因有所变化呢?判断古代帝国没落的原因,成了决定世界史观状态的目标。若将道义颓废、政治腐败视为汉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将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策略落后于时代视为灭亡的原因,那么便是阶级史观、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视为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史观。此外,还可以举出几百年周期说、盛极必衰的宿命说等种种看法。应当注意的是,因为分析方法原封不动是各派的史观,所以肯定是对全部历史过程都有效的历史理论。若非如此,此人对历史的态度就欠缺一贯性。

  因此,若问我的立场,自认最接近经济史观。但这里的经济究竟指的是什么?生产是经济,流通是经济,消费也是经济,我认为,经济实体与民生最直接的相关面,是经济领域的景气状况。也就是说,我的经济史观无非是景气史观。

  外国大概没有“景气”这个词。而且,对于景气为何物,实际上有复杂的解释,外行并不知道。比如说景气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而此前没有的现象,诸如此类,有很多理论。这当然是各人解释各样景气本质的结果。这样一来,对于历史上的景气现象,我似也有给出自己解释的余地。

  历史上的景气与货币流通量有最重要的关系。货币流通量大、容易入手,且通货信用度高的时候,可以说是景气最好的时代。在这里,若回溯至古代史的源头——我所说的古代史的发展,即从都市国家林立到领土国家混战,再经过弱肉强食,最后古代帝国成立——考察景气对历史的影响,则历史内部发生作用的经济变动,正是好景气的持续。虽然频仍的战乱导致人民疲敝,但因为有好景气的支持,强者能够以胜利为起点,进一步迈向征服。若非如此,则两败俱伤。好景气产生的原因是周围各民族看好中国社会,黄金不断流入。可以断定,这种现象无间断地持续到西汉。

  在汉代,黄金以生金的形式作为通货,这种富有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一章中所指出的一样。然而随着黄金逐渐减少,社会不景气开始了。赵翼叹息,减少的原因是中土产地已近枯竭,而佛教徒等制造金箔,镀金写经,如此消费的黄金无法复原,故而黄金存量一味日益减少。

  但除赵翼的这番说明,还有无必要稍加补充?有,那就是古来中国的黄金价格比其他国家明显低廉这一点。在汉代,规定黄金一斤兑铜钱百万,但如果将铜钱作为共通的通货,黄金价格就太低。即便以不是共通通货的白银换算,西亚地区古来规定银金汇率为十三兑一(铸造通货时为十兑一),相比之下,中国普遍约为六兑一。因此在长期的贸易过程中,黄金自然不可避免地流向西方。事实也的确如此,东汉以来,中国开始感觉到黄金不足。

  经济繁荣的时代,通货与商品的流动都极为活跃。因此,在市场上包购商品、待价而沽,欲博巨利的资本家不曾绝迹。这是《史记·货殖列传》的世界。当然,若预测有误,市价下跌,也会有抱着亏损的觉悟清空库存的情况,这是没办法的事。而一旦经济萧条,因为银根吃紧,一度放手的通货不会轻易回来,买东西非常容易,但卖东西就极其困难。所有人都攥紧手里的钱,不想放开,于是,市场上通货和商品的流动都变得缓慢,极为滞涩。因为大资本家将资本金藏入地窖,不愿意投放到市场上,萧条益发严重。

  在这样的状况下,若要增加财产,我认为,只有尽可能不使用金钱,而采取以物易物的方法。于是可见庄园制度的流行。领主发动政府取得广大土地,招来贫民,令其耕作。让这些被称作“部曲”的庄民尽可能从事多种生产,然后物物交换,设法避免使用通货。这样,部曲消费了必要物资之后,剩余的生产物就成为庄园领主的收入。对这些物品收入,领主若有机会便变卖,但绝不会急于售出,宁愿以此为资本扩大庄园的规模,或者选定新的土地,构筑第二个庄园。

  说到最重要的庄园生产物,谷物与绢帛是代表。它们是生活必需品,搬运也不那么困难,因此也可用作通货。

  不单民间通货紧缩,政府也大为苦恼。政府的支出中,军费向来是沉重负担。政府绞尽脑汁寻求不用经费就可以维持军事力量的方法,于是三国时代出现了曹魏的屯田制。这并没什么大不了,是政府照着民间的庄园制度模仿的。即收容衣食穷困的贫民,分配一定面积的土地,平时耕作,有事之际即征发入伍。一旦投身屯田,就被列入军户,无法回到一般民户,身份还会传给子孙。军户与民间庄园的部曲都不是法律认可的完整人格,被当作地位更低的隶民,在刑法适用方面也受到区别对待。至此,中世的阶级社会出现了。

  汉代物价的标示是铜钱多少贯、多少文,但铜钱在民间有信誉,是因背后有黄金通货的支持。当黄金在社会上销声匿迹时,人们对铜钱的信赖也就消失了。民间熔化官铸良币,重铸为劣币,谋求不当得利,政府也渐无防范手段。

  针对这种状况,魏文帝即位之初就下诏废铜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该诏令虽不能长久,但政府也没有更有效的办法。以后南北朝的交易,都无外乎是一任民间自行为之。政府虽然无能,在刑法应用方面还是不得不顺应民间时势,建立起公平的制度。这就是将汉以来盗赃标准以铜钱计的制度改为以绢帛匹尺计。

  中世政治紊乱,加上异民族入侵、割据,甚而占领华北等情况,社会混乱愈发深刻,因此民间交易益发萎缩,社会陷入不景气的谷底。呈现出些微恢复,要到进入唐代之后。

  实际上,唐朝政权不能说是纯粹中国风格的政府。应该说,它是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入汉地的异民族留下的种子,正应与欧洲加洛林王朝的出现相对照。但西方的加洛林政权仅统一了欧洲的中央地区,而唐朝则超越了汉地本来的领域,向四方延伸势力,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广大领土。这背后对应的事实则是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汉代以来,可以说中国人民是以作自家货币之用而努力生产绢帛的。绢帛在中国内地变得丰富后,又出乎意料地受到西方世界的瞩目,输出渐盛,甚至取代一直以来的黄金,成为主要贸易品。这也因为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西亚秩序得到维持,交易趋于盛大,余波影响到了中国。绢之外,中国的茶叶、陶器等特产也成为贸易对象。对此,要说西方世界以什么来结算,那就只有作为西方通货的银币了。而且在中国内地,汉代黄金之后身的白银成为通货,同时作为铜钱的后盾发挥有效作用。唐朝政府为了恢复铜钱的信用,倾全国之力从事开元通宝的铸造,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如今,连日本都被断定存留着相当数量的开元通宝铜钱。当时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与劣币作斗争,稍有疏忽,良币转眼就会被劣币驱逐,即从世上销声匿迹,又被铸成劣币,重回世上。但唐朝政府的理想完全实现还要等到宋代。在宋政权出现之前,中国从西方输入银币,铜钱的流通也形成了良好的环境。

  宋初,有一则某著名政治家出任地方官时的逸话。某日,他登临城门,远眺城下大道,看到好像是刚从市场回来的农夫,手里提着葱走路。他令部下将农夫叫来询问,果然是刚从市场买菜回来。于是他严厉训诫农夫,身为百姓为何不自事生产,还要花钱买农产品?训完方令农人退下。若仔细思考这段话,总觉得奇怪。这样的情况下,错误的一方毋宁说是地方官吧?官大人胸中的理想形象,仿佛是一个时代之前的中世庄园农夫。中世庄园应有的图景是所谓的“闭门为市”,即将农人封闭于庄园,自给自足。

  不足之物先在庄园内彼此物物交换,暂且应付,只有像食盐这样无论如何都无法自足的商品,才允许花钱购买,此外一文钱也不可带出庄园。但这样的生活样式渐渐陈旧过时,难以维持。农人逐渐各自独立,依照自己的意愿从事生产。他们尽可能种植容易卖出的作物,换为金钱,再用这笔钱购买自家必要物资。如此,效率大为提高,这种新样式是旧式的庄园自给自足方式败给现实的结果。进入宋代,时代已完全改变,即使是农民,也逐渐开始携带小笔钱款。读四书五经、科举出身的官员大人们已经落伍了。

  虽然不知道这一时期的农民是怎么想的,但如果他们是知识阶层,大概也会这么说吧?他们加入货币经济的姿态是崭新且自然的。仔细想想这种崭新,也并不是新奇的发明,实际是恢复古代中国的样式——不过是原样回到书写出《史记》《汉书》的汉朝全盛期而已。

  那么,为什么说这是文艺复兴精神本身呢?因为与此前的中世诀别,原样复兴古代,也就进入了近世。事实上,宋代的文化人也产生了这样的自觉,其表现即我们呼作中国文艺复兴的现象。

  《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九卷《东西关系》中所收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最初是1940年至1941年间分两次在《史林》发表的,因此是我较早时期的文章。撰写该论文的动机之一,是向日本读者传达当时欧洲学界的动向。

  1937年,我受文部省外派研究之命去法国,在巴黎度过两年有余。当时巴黎的东西文化关系研究正成为一大潮流。说起来,东西文化关系史领域,前一时代的硕学考狄博士有庞大的研究,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Paris,1910)。

  不过考狄先生对这种影响的评价实在很冷淡,认为法国人虽然引进了种种中国文物,但只是好事者的趣味之物,未对法国文化的根本产生任何影响。这当中有当时欧洲人难以摈除的欧洲文明优越感,可见硕学也难以抽离出这种风气。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人对这个问题大大认真起来。

  最后结果是,提出欧洲文艺复兴的原动力是来自外界的刺激,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波西纳的《中国、意大利和文艺复兴的开端》(Pouzyna:La Chine,l’Italie et les Débuts de laRenaissance,Paris,1935)。

  当时日本学界还很落后,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这一点,连内藤湖南博士的《宋代近世文化论》都不能被坦诚地接受。这篇难得的著名论文又经东京文化人之手,一夜之间被改写,变形为宋代封建文化成立论,并有以此为学界主流的趋势。这一观点对于宋代文化的评价,认为近世以来几百年很有可能是倒退的。如果宋代文化果真有封建落后性,它就不可能成为影响欧洲文艺复兴的原动力。因此,我为了启蒙国人,决心传达欧洲学界的最新动向。

  同时,我当时刚开始学习的西亚文化要比中国更为古老发达,于是想到西亚也能见到文艺复兴现象。因此梳理中国、西亚、欧洲三地前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及其相互关系与近世论,完成了一篇论文。

  然而意外的是,日本西洋史学界出现了反对意见。极难理解的是,他们并不是在专家的立场上依据事实对我列举的证据提出反论,单以“不要到别人的领域来插嘴”这样排斥异己的议论而告终。这样的态度在国内也就罢了,如何能与欧洲学界的人们,譬如波西纳等人对话呢?恐怕只能成为笑柄吧。

  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宋代经济繁荣的背后实现了,之后整个近世大约都持续着好景气。虽说如此,原本景气的好坏就是相对问题,因此好景气当中也难免交错着不景气。概言之,到18世纪为止,作为世界性通货的白银不断在东西方之间流动。若西亚的白银流向中国,与中国的好景气相反,西亚就经济萧条;白银流向相反的时候,景气的好坏也随之相反。即便世界上白银的自然增加,其总量也是有限的,很快埋没于过去也是常事。然而发生了犹如颠覆世界景气观念那样的大变化——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以后,在美国开发银矿,空前数量的白银通过葡萄牙、西班牙流入欧洲,其影响不久也波及中国。

  受到这种前所未有事态的正面冲击后,欧洲诸国中最敏锐、最坦率地作出反应的是英国。反映当时好景气的是产品需求的激增,无论投入多少现有的劳动力从事生产,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开始向机械装置寻求帮助,此时起到自动机器作用而登场的,是蒸汽机等机械文明。这种新文明的威力发挥了空前效力,近邻诸国当中,抵抗者悉数衰亡,被同化而合作的则走向繁荣。如此,新文明瞬间风靡全欧洲。世界史显然进入了性质几乎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我将这之后称为最近世史。要之,这个新时代绝非一反过去逆行其道,而是持续近世化,不过速度大大增加了。

  这种新文明所向无敌,不管东西方,不论过去文化积累的厚薄,几乎都无条件地屈服在新压力面前,必须跟上最近世史的步调。这种情况下,有值得骄傲、更古老的历史背景的东洋各民族也不例外。而此际,各民族在本国方向上的决断对之后的命运有重大影响。比如像日本这样一早察知世界趋势,进而顺应最近世潮流的国家,此后步入极为顺遂的命运。然而像中国这样执着于近世,更无视新文明威力而采取反抗态度的国家,此后国运极艰,付出了莫大的牺牲,最后的结局仍是不得不与最近世合流。但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以及对中国旧文明给予忘我信任的朝鲜,却不得已屈从于日本。

  在此事实上,若再结合《中国史》被这两个地区翻译并广泛阅读的现象,这结论似乎过于牵强附会。1980年,《中国史》由当时在日本做研究员的邱添生君翻译成汉文,标题不变,由台湾华世出版社刊行。虽然不知在当地普及到什么程度,但一定程度流传于世,这可以从不久之后此书传入韩国并似乎被翻译成韩文一事推测出来。该韩文译本被寺田隆信教授门下的留学生带到了仙台,所以我听说了。拿来实物一看,这位叫曹秉汉的人恐怕是从台湾译本转译的,除去汉语的固有名词,全以谚文记之。将必要之处翻译成日语来看,这是1983年历民社出版的。想来,像《中国史》这种题目的著作,虽然有许多作者以各种语言撰写,但相当数量的同类书中,只有我的书被翻译到中国台湾与韩国。怎么说呢?毕竟这两地的民众在心底难以信赖日本文化吧。从韩文译本的译者序中可领悟其意味:



  本书翻译的是宫崎市定的著作《中国史》,他是日本东洋史学界两大流派之一京都学派的代表大学者。本书是作为中国史概论而创作的,但因著者有很高的历史学识与见解,及独特的著述态度,它最终并非单纯的概论书,而达到了有深度的通史水准。著者通过长期的学问生活培养了世界史的视野,在中国古代至最近世范畴内留下了广泛的业绩。因此,在本书中,著者基于博识,即学者的良心,通过独特的历史观,试图将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而加以体系化。

  与这两地相反,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英属印度、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曾为荷兰领土的印度尼西亚等国,主权国因担心人民反感,不敢以新文明教育人民,只能放任自流,因而失去了发现最近世文明长处的机会,结果至今都后悔于文化、社会的落后。虽然是关乎这些民族盛衰存亡的大问题,但几乎从未听说有哪个历史学家曾指出这种真相,这是为何?

  围绕我的中国史概说,为了说明其存在意义,我利用书写跋文的权利详细说明景气史观的本质,最终就必须处于世界史的体系。但这绝非离题之语。若要说明我中国史研究的立足点,探讨就必须落在世界史的体系之中,不过这绝非因为我的中国史观点特别出色。总之,研究中国史应有的立场必须如此,只不过从前没有人说起罢了。

                                                                                                                                                                                  1992年11月

  《宫崎市定中国史》,【日】宫崎市定/著 焦堃、瞿柘如/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年11月版。
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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