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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雅克·拉康:象征、想象与实在——1953年在SFP的就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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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2-01   主页:

雅克·拉康:象征、想象与实在——1953年在SFP的就职演说

李新雨 译


  译按:拉康在1953年撰写的这篇《象征、想象与实在》,既可谓是 《罗马报告》的序章,也可谓是研讨班教学的前奏。这是拉康首次提出象征、想象与实在的三界体系,也是拉康首次以三界循环来探讨精神分析的过程。如果把《罗 马报告》喻为拉康派精神分析诞生的新生儿啼哭,那么这篇《象征、想象与实在》就可以说是拉康早期思想孕育的一次强烈胎动,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我的好朋友们,你们可以看到,为了我们的新学会号称科学的这第一次交流,我取了一个不乏雄心的标题[1]。
  况且,我将首先从为此请求你们的原谅开始,请你们把这份报告看作是对于一些观点的概述——在座的诸位我的学生们都非常了解这些观点,他们已经在这两年来从我的教学中熟悉了它们——同时也把它看作是某种精神分析研究方向的序言或导论。
  事实上,我相信回到弗洛伊德的文本在这两年来已经构成了我教学的宗旨,这种回归给了我——或者更确切地说,给了我们,给了曾经在一起共事过的我们所有人——一种总是更确定的观念,即:没有什么能比弗洛伊德式的经验对人类的现实产生更为全面的把握,再者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回到那些源头,并在“appréhender”一词的所有意义上来“惧怕”、“抓住”并“理解”这些文本[2]。
  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认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同时还有它的技术——这两者仅仅构成了同一个东西——曾经蒙受了某种狭隘,而且说真的,也是某种堕落。因为让它得以维持在这样一种充分的水平上其实并不容易。
  例如,好像《狼人》[3]这样的一则文本,我本想在今晚把它当作基础,当作我要展示给你们的那个东西的范例。但是去年我就曾在这方面做过了一期研讨班,昨天我又花了整整一天把它完整地重新阅读了一遍,我只是有一种感觉,觉得我完全不可能在此就这则文本给你们某种观念,哪怕只是一种粗略的观念,而且关于我去年的研讨班,我也只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在明年把它重新再做一遍。
  事实上,从这篇了不起的文本中显示给我的东西——根据我们今年围绕着《鼠人》[4]的文本进行的工作并获得的进展——让我觉得,我在去年曾将其当作原则,当作范例,乃至当作由这篇绝佳的文本提供的那种特有的思维类型而得出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换句话说,就像人们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中所说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初步摸索[5]。因此,关于把这三个截然不同的辖域对质起来意味着什么,今晚我只会试着说出几个词,这些辖域都是人类现实的基本辖域,它们叫作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



  首先,有一件事情我们不会没有注意到,即:在我们的主体身上,有一部分的“实在”在分析中整个地避开了我们。然而,当弗洛伊德需要对他的每一位病人进行工作的时候,这个实在的部分却并未因此而逃过他的法眼,但是,当然这也同样脱离了他的把握并超出了他的理解。
  我们不会因为弗洛伊德在区分其鼠人的多重人格时谈论他的那种方式而受到太大的震撼。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从鼠人身上推断出并认识到了“一个敏感、聪慧且有修养的人所具有的那种人格”,并且他还把这种人格与他需要对之进行工作的其他人格进行了对比[6]。即使这在他谈论狼人的时候有所减弱,他也还是谈到了这一点。但是,说真的,我们并没有受到迫使去签署他的所有那些评估。在狼人中涉及到的似乎并不是某个同样属于上层阶级的人。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却把这一点当作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而搁在了一边。至于他的杜拉[7],倘若我们不能说他爱上了她的话,那么我们不去谈论她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个直接的要素,这个衡量并评估人格的要素,势必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始终要对之进行工作的正是这个东西,这一方面是在疾病的层面(registre)[8]上,另一方面也是在分析经验的层面上,因为有些主体并未完全地陷入疾病的层面。我们需要始终保留下来的正是这个要素,而且它也特别地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之中,尤其是对于我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来说,因为他们承载着选择让哪些人以训练的目的来接受分析这个沉重的负担[9]。
  在经过我们的选择之后,我们最终会说些什么呢?人们援引的一切标准——是否需要以神经症[10]来造就一个好的分析家?一点点?很多?当然不是,而是一点儿不?——归根结底,是否正是这个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任何文本可以将其确定的判断之中,并让我们去评估那些个人的素质?也就是说,这个在此表现出来的现实,即一个主体是有资质还是没有资质,就像是中国人说的,是She-un-ta,即一个大材之人,还是Sha-ho-yen,即一个小材之人[11]。恰恰就是这个东西构成了我们经验的种种界限。
  到底是什么被卷入在了分析之中?这是否就是与主体的实在的关系,也就是说,按照某种方法并根据我们的举措来认识他的现实?这是否就是我们在分析中要做的事情?当然不是,这无可争辩地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停地向自己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而且所有那些试图给出一种关于分析经验的理论的人向自己提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这种极其独特的经验到底是什么,以至于它会在这些主体身上带来一些如此深刻的转变?这些转变又是什么呢?它们的动力何在呢?
  多年来,分析学说的理论制作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产生的。普通人或者老百姓似乎并没有多么惊异于这种完全发生在言语中的经验的效力;说到底,他们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事实上,这种经验尚在行进,而且为了说明它,似乎我们可能就需要首先来证明这个尚在行进中的运动。言说已经被引入在了分析经验的主体之中。事实上,正是在这里,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适当的——什么是言语,也就是说什么是象征?
  说实话,我们宁可加入对这个问题的回避。并且我们还观察到,假如我们要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假如在分析特有的那些技术性元素和技术性手段之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注定要以一系列研究方法来修改主体的举止和习惯的工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很快地导致一些困难和僵局。要是走上了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就当然不会达到某种程度以至于将它们放置在总体中来对分析经验进行整体的考量,而是始终走向一些晦暗,这些晦暗是与我们相对立的,因而它们也就倾向于把分析转变成一种比不实在显得还要不合理得多的经验[12]。
  令人惊讶的是,看到有多少在最近抵达了此种分析经验的主体以他们最初在其经验上表达自己的方式而被产生了出来,尽管这提出了分析经验的不合理特征的问题,但是似乎相反的是,也许并没有更加透明的技术。
  当然,在一个分析中,一切都会走上这个方向,关于病人这个主体,我们拥有着一些多少有些偏颇的心理学观点,我们谈论着他的神奇思维,我们谈论着各种辖域,这些辖域无可争辩地都具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且都是以非常生动的方式与分析经验相遇的。假如我们由此便认为,分析本身就运作在这种神奇思维的辖域中,那么就只有一步,而当我们决定不首先提出这个首要的问题——即,什么是言语的经验?——并且同时不提出分析经验的问题——即,什么是言语的本质和交换?——这仅有的一步便被迅速地跨越了过去[13]。
  让我们从经验出发,正如这个经验首先是在最初的那些分析理论中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我们在分析经验中要对之进行工作的这个“神经症患者”是什么呢?在这种经验中又会发生些什么呢?从意识到无意识的过渡是怎样的呢?是什么力量给我们称之为快乐原则[14]的那种平衡赋予了某种存在?
  为了走得快一些,我们跟雷蒙德·德·索绪尔[15]先生说,主体幻觉化了他的世界。相比于那些在纯粹的实在中找到其对象的满足,主体的这些虚幻的满足当然都是属于另一秩序的。一个症状从来都不会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缓解饥饿或口渴,除了吸收满足它们的食物之外。或许一种生命力水平的普遍下降可以在那些限制性的情况下作出反应,比如说,就像我们在自然的或人为的冬眠中看到的那样,但是只有作为一个不会持续下去的阶段,冬眠才是可以设想的,除非是引起了一些不可逆的损害。这些神经症性问题的可逆性本身,便意味着那些被牵连在其中的满足的经济学是属于另一秩序的,而且还被无限少地联系于一些固定的器质性节律,尽管这种满足的经济学支配着这些节律中的一部分。这便定义了此类对象得以写入在其中的那个概念性范畴,而我正在将其界定为想象界的也正是这个范畴,假如我们想要从这个术语中认出与之相适合的所有那些涵义的话。
  由此出发,我们便很容易看到,这个想象性满足的秩序只可能处在那些性辖域的秩序之中。
  这一切都是从分析经验的这种先决条件出发而被给定的。这并不令人震惊,尽管我要说,有些事情必须以这种经验本身来证实、核查并开始。一旦此种经验被产生出来,这些事情就会以一种完全的严格性显露出来。“力比多”[16]这个术语其实仅仅让可逆性的观念表达了出来,这个可逆性的观念隐含着等价性即某种形象代谢的观念。为了能够思考这种转变,我们就需要一个能量学的术语。“力比多”一词即是服务于此的。当然,它所涉及的是某种复杂的东西。
  想象的满足,这显然不是德米特里由于梦见自己占有了那位谄媚的女祭司[17]而获得满足的那个简单的事实,尽管这种情况在总体上只是一种特殊情况。问题在于一个走得更远的元素,而这个元素在当前受到了由生物学家们所展现的涉及本能周期的整个经验的印证,特别是那些处在性欲和繁殖辖域中的本能周期。
  姑且不说那些关于性周期中的神经学中继的尚不确定且尚不可信的研究,因为这些神经学的中继在对它们的研究中并不是更加稳固的东西,而现在被证明的是,动物自己身上的这些周期都依赖于一定数量的释放者和释放机制,它们在本质上是属于想象秩序的。在这些关于本能周期、其界限及其定义的研究中,有一件更为有趣的事情,这个事情即在于通过检验一定数量的“释放者”(releasers)[18]乃至某种模糊不清的界限来确定这些本能周期,我们便可以在动物身上人为地激起这里涉及到的性行为周期的那个部分的建立(mise en érection)[19]。
  事实上,在一个确定的行为周期里面,一定数量的移置(déplacements)总是可能在某些条件下突然发生。除了“移置”这个词本身——它被用来指明各种症状在我们主体身上的那些性欲的问题和原初的动力——生物学家们其实并没有找到其他的术语。例如,在一个争斗周期中间,我们会观察到一个炫耀行为的环节意外的突然发生。在鸟类那里,争斗者之一会突然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
  对此我还可以给出无数其他的例子。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列举它们。这仅仅是为了给你们一种观念,即:这个移置性的元素是与性欲相联系的那些行为秩序的一个基本动力。大概,这些现象在动物那里并不是有选择性的。但是,洛伦兹[20]有关形象在动物饲养周期中的各种功能的那些研究却表明了想象界在各种性行为的秩序中也扮演着一个同样突出的角色。在人类身上,主要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处在了这种现象面前。
  让我们通过下面的说法来强调一下这句陈述,即:这些在动物身上受到移置的本能行为的元素可以给我们赋予某种象征行为的草图。我们将其称作是动物身上的一种象征行为,事实上,一个受到移置的环节会呈现出一种经过社会化的价值,而且它在动物群体中也充当着对于某种集体行为的标记。
  如此,我们便可以提出:当一个行为在一些形象上的切换,以及其自身的形象对于另一主体的价值,使得该行为可以接受移置从而脱离保证一个自然需要的满足的周期时,这个行为就可以变成是想象的。由此,神经症性的行为便可以在本能经济学的层面上来加以说明。
  至于知道问题为什么总是在于性行为,我已无需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除非是为了一些简要的指示。我们并不会惊讶于一个男人看到一只拖鞋就可以射精,也不会惊讶于他可以用一只拖鞋把配偶带向一些美妙的感觉,但是肯定没有人会想到一只拖鞋竟然可以用来缓和一个个体的饥渴,甚至是极度的饥渴。同样,我们需要不断地对之进行工作的事情都是些幻想。病人也即主体会在分析期间让一个幻想介入进来,诸如给分析家这个伴侣进行口交的幻想,这在治疗的秩序里不并罕见。是否就是这个元素,我们将使之进入其传记的一种古老循环?进入一种先前的营养不良?显然,我们从来都不会想到这一点,无论我们曾经给这些幻想赋予了怎样的并入性特征(caractère incorporatif)。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可能意味着很多事情。事实上,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想象界远远没有混淆于可分析的领域。除了想象界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另一个功能。不是因为可分析的遇到了想象界,所以想象界便与可分析的相混淆,从而完全是可分析的或者是被分析的。
  让我们再举出我们的恋物癖患者的例子,尽管这可能是非常罕见的。如果我们承认说这里涉及的是某种原始的倒错,那么考虑到一些相似的情况就不是不可能的。让我们假定说它可能涉及的是这些想象的移置之一,诸如我们发现的那些实现在动物身上的移置。换句话说,让我们假定那只拖鞋在这里可能完全是对女性器官的移置,因为恋物癖更为经常的是存在于男性身上的。如果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相对于这种原始给定而表现出一种制作的话,那么这就会像这种不可分析的倒错固着一样是不可分析的。
  反过来,让我们再举出我们那位被口交幻想所折磨的病人或主体的个案。在这里,幻想是另一回事,它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或许大家会认为,这个幻想表现了想象界,表现了对性欲的口腔原始阶段的某种固着,但是我们并不会说这个口交者是一个先天的口交者。由此我想说的是,这里涉及到的这个幻想,这个想象的元素,严格地说,只具有我们需要根据它被插入在分析中的时刻来进行评估的一个象征的价值。因为,即使这个主体遏制了对此的供认,这个幻想还是会冒出来,而其频率也足以表明它是突然出现在分析对话中的一个时刻上的。这个幻想是为了表达自己,为了被说出来,为了象征化某种东西而产生的,而根据那个对话的时刻本身,这个东西会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
  因此,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只有一个现象表现出一种移置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一个现象登录在那些想象的现象中,并不足以让它成为一个可分析的现象。另一方面,只有一个现象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于其自身的东西,那么这个现象才是可分析的。



  为了着手我所谈论的这个主题,也即象征系统(symbolisme),我要说,分析中各种想象功能的任何一部分与它们所表现的幻想性现实的关系仅仅在于“po”这个音节与它以各种宁可简单的形式所表示的“便壶”没有任何关系[21]。在“police”(警察)或“poltron”(懦夫)中,“po”这个音节显然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大家可以用“pot”(壶)来象征“po”这个音节,相反在“police”或“poltron”这类词项中,因而最好是能够给它同时添上另外一些同样是想象的词项,除了作为一些注定要补全这个词的音节,这些词项不会在此被当作是别的东西。
  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在分析的交流中听到这里所涉及的象征界。尽管问题可能在于一些实在的症状、一些过失行为,但是无论这被怎样写入在我们不断从中发现并重新发现的那个东西之中,也即弗洛伊德将之当作其基本现实而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它都仍然并始终涉及的是一些象征,一些被组织在语言中的象征,因此它是从能指和所指的链接开始起作用的,此种链接即是语言结构本身的等价物。
  “梦是一个字谜”,这句话并非出自于我,而是出自于弗洛伊德。至于症状,它也同样表达了某种像语言那样被结构起来并被组织起来的东西,这是由癔症症状的事实充分地表现出来的,为了从其中最简单的出发,癔症的症状总是会给一种性活动赋予某种等价物,但却从来不是某种单一的等价物。相反,这个等价物始终是多价的、重叠的、多元决定的,总而言之,非常确切地说,它是以各种形象在梦中被建构起来的那种方式而建构起来的。在这些梦中存在着一种竞争,一种象征的重叠,这就好像一句同时使用其声调、其结构、其双关语、其节奏及其音色的诗句一样复杂。一切都发生在好几个层面上,而这些层面都属于语言的秩序和辖域。
  倘若我们不试着去看到语言原本是什么的话,那么这一点就可能不会在语言的立体中向我们充分地显现出来。
  当然,语言的起源问题是最有可能引起一些有组织的妄想的主题之一,无论这些妄想是集体性的还是个体性的。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要去做的。语言就在那里。它是一种显现。既然它现在已经显现了出来,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它是在何时开始并且是怎样开始的,也永远不会知道在那之前它是怎样的。
  但是问题仍然在于,如何来表达那个可能作为语言的最原始形式之一而呈现出来的东西?你们想一想那些口令(mots de passe)。我特意选择了这个例子,是因为当我们谈及语言的主题时,那个幻象便始终在于我们相信它的意指便是它所表示的那个东西。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当然,语言表示了某种东西,它在这一层面上履行了某种功能。但是,口令却具有一种属性,它恰好是以一种完全独立于其意指的方式而受到选择的。
  那么,这个东西[22]是否是愚蠢的呢?“学校”回答说——大概永远也不需要回答——这种词(亦即口令)的意指即在于表明了说出口令的人在回答那个让他给出口令的问题时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属性的。另一些人可能会说这个例子是选择不当的,因为它是在一种约定俗成里被举出的。然而这个例子仍然是更可取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口令具有着一些极其宝贵的效力,因为它完全服务于避免你们遭到杀害。
  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把语言看作是具有一种功能的。因为口令是在那些想必是原始人的猛兽中间诞生出来的——根据现代人对此的判断,这未必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它并不是群体中的人们借以认出彼此的东西,而是这个群体借以构成自身的东西。
  还有另一个辖域,我们可以在其中来对语言的功能进行思考,也即爱的蠢言(langage stupide)的辖域,这种语言——在极度的出神痉挛中,或者在相反的常规痉挛中,因人而异——便在于突然用最寻常的蔬菜或者最恶心的动物的名称来称呼自己的性伴侣。当然,这并非远未触及到匿名之恐怖的问题。这些多少带有图腾性质的动物或载体的名称被重新发现在恐怖症中并不是没有缘故的。因为在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点。人类主体尤其会暴露在一种眩晕(vertige)的出现之下,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而为了避开这种眩晕,他就会感到自己需要去做某种超验性的事情。这在恐怖症的起源中并不是没有缘故的。
  在这两个例子当中,语言都是特别缺乏意指的。你们最好在这里看到是什么区分开了象征与符号,也就是象征的人际功能。正是这个东西伴随着语言一起诞生,它是在词语真正地成为被发出的言语之后而产生出来的,这两个伴侣是不同以往的。词即是服务于此的,我已经在这些最简单的例子上向你们表明了这一点。
  另外,你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这并不是一些特别充分的例子。在口令里,在人们所谓的情话中,涉及的是某种充满意义的事物。让我们说,在你们求学生涯的某个普通的时刻上,你们在跟一些同样普通的导师共进晚餐时可能需要有一个谈话,而你们在那里交流的各种事情的意指与在大街上和在公车里遇到的那些谈话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这无非是某种让自己得到承认的方式,而这可能便证实了马拉美[23]所说的:语言“可比拟于人们在手中无声传递的那个磨损的钱币”[24]。
  由此我们便会看到,是什么在神经症患者抵达分析经验的时候被建立了起来。
  这即是说他同样开始说了一些事情。他说了一些事情,而他说的这些事情,倘若在一开始只不过是我刚刚影射到的那些分量不大的言语的话,那么它们也就不会让我们感到极大的震惊。不过,有某种东西是根本不同的,也即他来到分析家这里并不是为了说一些废话和陈词滥调,而是为了别的东西。从此,他便被卷入到这个情境之中,这个事情并非什么也不是,总而言之,因为他或多或少来寻找的正是他自己的意义。这个东西在那里被神秘地放在了那个倾听他的人身上。
  当然,我的天呐,他是以他所有的任自己支配的东西,向着这种经验,向着这条原初的道路前进的。他首先相信的事情,即是他应当充当医生本人,他应当向分析家提供情况。当然,在你们的日常经验当中,你们会让他重新开始他的计划,你们会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言说,宁可说是不要去亲自带来某种秩序、某种安排,也就是说不要去根据一种众所周知的自恋来占据其对话者的位置。
  归根结底,说我们有神经症的这种观念,就在于在其各种症状本身中存在着一种被塞住嘴巴的言语,我们说,一些对于某种秩序的僭越在其中表达了出来,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僭越向上天叫骂着它们登录于其中的那个否定的秩序。由于未能以一种生动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象征的秩序,主体便实现了一些混乱无序的形象,而那些僭越便是这些形象的替代物。
  正是这个东西将被首先插入在整个真正的象征关系之中。
  主体在其言说时首先表达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称之为抵抗的这个辖域,除非是作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此时此地”(hic et nunc),在与分析家一道的那个情境中实现了早期经验的一个或一些形象,否则这个抵抗的辖域便无法得到解释。事实上,整个抵抗理论都是被建立在这一点之上的,但是仅仅在我们认识到症状和一切可被分析之物的象征性价值之后,这才是有可能的。
  然而,这种经验所遇到的,却恰恰不是象征的实现,而是主体在“此时此地”于分析经验中去建构这种想象性指涉的企图。正是这个东西被我们称作是主体让分析家进入其游戏的企图。我们在鼠人个案中看到的也是这个东西,例如,当我们发觉到——迅速地,而不是立刻地,弗洛伊德也不是——在讲述其强迫症的历史时,一个重要的发现便涉及到那些老鼠的酷刑,这个主体企图在此时此地,即与弗洛伊德在一起,去实现某种想象的肛门施虐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这则故事的妙趣。弗洛伊德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有某种东西从面容上被表现出来并被流露在了主体自己的脸上[25],他把这个东西称作是“对未知的享乐的恐惧”[26]。
  我们可以如此测定并得出这些突然出现在分析经验中的抵抗元素的时刻,在分析的历史上恰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可以把自己会以一种与赖希[27]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发表在《国际精神分析期刊》上最早涉及到这个主题的几篇文章之一)相一致的方式来谈论这些抵抗元素[28]的时刻,追溯到弗洛伊德让第二时间突然出现在分析理论制作中的时刻,这个理论无非是自我的理论。
  大约在这个时期,在1920年,“它我”[29]出现了。在这个时候,在象征关系的辖域里——必须始终坚持这一点——我们开始发觉到,主体抵抗着,而这种抵抗并非是一种与治疗活动相反的简单惰性,就像在物理学上我们可以说质量抵抗一切加速度那样。这种抵抗建立起了某种联系,如此它便作为一种人类的行动反对治疗师的行动,除此之外治疗师不应当搞错。作为现实,人们所反对的并不是他,而是就主体投射在他身上的某种形象被实现在了他的位置上而言的。
  说真的,这些话本身只是粗略的。
  恰恰是在这个同样的时刻上,侵略本能[30]的概念诞生了,而且还应当给力比多加上“破坏欲”(destrudo)这个术语,这并非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从其目的……这些想象关系的各种基本功能,以至于它们会以抵抗的形式出现的那个时刻开始,另一个秩序便出现了,它并没有被一模一样地联系于由自我所扮演的特有功能。
  今天我不会触及自我的理论,除了对你们说,必须在自我的一致性的且有组织的整个分析观念中,把自我的想象功能作为主体与其自身相异化的统一性绝对地区分出来。自我就是主体在其中只有通过首先异化自己才能认出自己的那个东西。因此,只有通过废除自我的“另一个我”(alter ego),它才能够被重新发现。那个截然不同于侵略的维度便由此发展了出来,从此它便叫作侵凌性[31]。
  现在,我们就需要重新拿起关于这两个辖域的问题,即:言语的问题与想象界的问题。
  这个言语,我已经以一种节略的方式向你们说明了它,它在本质上扮演着中介的角色。从它被实现的那个时刻开始,此种中介就改变了那两个相对的伙伴。直至在某些人类群体的语义学辖域中,我们才得到了这个中介。在这一点上,你们可以读一读利恩哈特的书:《真实之人》(Do Kamo)[32]。
  这本书并不值得所有那些推荐,但是它却相当具有表现力而且还特别易于掌握。它就像是给那些需要被引导的人的导论一样出色。你们将从中看到,它在美拉尼西亚人那里产生了某种在语义学层面上相当特别的东西,也就是说,“言语”这个词表示了某种东西,而这个东西比我们如此称呼的那个东西还要走得远得多。它也是一种行动。此外,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给定的言语也同样是一种行动的形式。然而,它有时也是一种对象,也就是说是人们携带着的某种东西,一种捆扎(gerbe)。随便它是什么。但是,某种先前并不存在的东西却由此开始存在了。
  作出另一番评论可能也是适当的。这个言语的介质并不完全是处在这个基本层面上的介质。它使两个人之间有可能超越相似者[33]之幻象中的基本侵凌性关系。这个言语的介质应当还是别的东西,因为假如我们思考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它不仅构成了这种中介,而且也还构成了现实本身。
  假如你们考虑到人们所谓的一个基本的也即古老的亲属结构,那么这就完全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些基本的亲属结构并非始终如此。比如说,我们的那些亲属结构就特别复杂,不过,老实说,假如没有词语系统来表达它们,它们就不会存在,事实上,一些禁止在我们身上调节着联姻关系中的人类交换,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这些禁止被缩减到了极其有限的数量。由于这个事实,我们便倾向于把诸如父亲、母亲和儿子等字眼混淆于一些实在的关系。这是因为这个亲属关系的系统在其疆界并在其领域中受到了过分的缩减。然而,重要的却是那些象征。
  在1944年的《国际精神分析期刊》中,马瑟曼[34]在这方面撰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叫作《语言、行为与动力性精神病学》[35]。他举出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之薄弱。他认为可以通过给出条件反射的例子来解决语言符号体系[36]的问题。我们可以让瞳孔收缩的反应在灯光下有规律地产生,同时敲一下铃铛。然后,我们再取消灯光的刺激,瞳孔便会在我们摇晃铃铛的时候自行收缩。最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对“收缩”这个词的简单听力来获得瞳孔的收缩。你们是否认为如此便解决了语言和象征化的问题呢?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说“收缩”,而是说别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获得完全同样的结果。这里涉及的并不是对一个现象的条件反射。在那些症状中涉及的是,症状与整个语言系统,也即与这样的一些人际关系的意指系统之间的关系。
  分析非常精确地印证了这些评论,甚至还在细枝末节中给我们展示了它们的意义与在场。我刚才跟你们说起的那个东西的顶点,其实正在于此——整个可分析的关系,也就是说可以象征性地来解释的关系,都始终被写入在一种三元的关系之中。
  我们已经在言语的结构本身中看到了这一点,那个可以从力比多上实现于这样那样的主体之间的东西要求着中介。正是这个东西给以下的事实赋予了它的价值,这个事实经过了学说的肯定和经验的证明,即:除非是经过了俄狄浦斯实现的中介——因为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否则最终什么也不会得到解释。这就意味着整个二元关系总是或多或少地是由想象界的特色来标记的。为了让一种关系呈现出其象征的价值,就必须有一个第三者的中介,相对于主体而言,这个第三者实现了一个超验性的元素,多亏了这个元素,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才可以被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上。
  想象关系与象征关系之间的整个距离都存在于罪疚之中。正因如此——经验向你们表明了这一点——相比于焦虑,罪疚总是更受人亲睐。
  通过弗洛伊德的学说和理论的进展,我们知道,焦虑始终被联系于一种丧失,也就是说被联系于一种自我的转变,换句话说也即被联系于处在无影点上的一种二元关系,与之相继而来的肯定是别的某种东西,倘若没有某种眩晕,主体便无法靠近这个东西。这正好就是焦虑的辖域与本质。一旦第三者被引入进来,一旦他进入了自恋的关系,这种可能性便会通过这个人物的基本中介,由一种实在的中介所开启,相对于主体而言,他代表着一个超越性的人物,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掌控的形象,经由这一形象的中介,主体的欲望及其达成便可以象征性地获得实现。此时,另一个秩序便介入了进来,这要么是法则的辖域,要么是罪疚的辖域,根据他的生活处在哪个辖域中而定。



  你们觉得我有点节略。然而,我却以为自己没有太过于把你们难倒,更何况是因为这些事情我在我们的那些会议里已经重复过很多遍了。
  关于这个象征的辖域,我还想要再强调重要的一点。
  一旦涉及到象征界——由于主体在其中被卷入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人际关系,一旦涉及到一种主体的卷入——这个主体是经由一句“我想要”或者“我爱你”而被表达在“我”的辖域之中的,那么就总是存在着某种成问题的事情。考虑到这个时间的元素是非常重要的,它提出了我们应该跟有关象征界和想象界的问题并行处理的那些问题的整个辖域。这个人类行为的时间性构成的问题,和前面的那个问题是不可分的。虽然今天晚上我无法在其广度上来触及这个问题,但我至少必须指出的是,在分析中我们不停地与之相遇,而且是以最为具体的方式。因此,为了理解它,我们最好还是从一个结构的概念出发,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存在的概念,即关于象征的意指的概念。
  精神分析理论中显得最为确定的几处之一便是关于自动性的,即所谓的重复的自动性,对此,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很好地展示了第一个例子。我们将其看作是最初的掌控——经由消失,孩子废除了他的玩具。这种原始的重复,这种时间的切分,使得这个对象的同一性在在场之中,并在缺位之中被维持了下来。
  在此,我们有了一个确切的意义,象征的意指,由于它和对象有关,也就是说是和我们将其称作概念的那个东西有关。然而,我们却发觉在这方面有某种东西得到了阐明,当你们在黑格尔那里读到它时,它显得是那么的晦涩,即:概念即是时间[37]。可能需要一个小时的讲座来证明概念即是时间。这个奇怪的事情,伊波利特[38]先生在其《精神现象学》的译文中自满于加了一个所谓的注释说,这是黑格尔理论中最为晦涩的几处之一。但是,多亏了弗洛伊德的这个例子,你们才触及到了这个简单的事情,它要说的是这个对象的象征,恰恰就是在这个对象那里。当它不再在那里时,便是这个对象被体现在了它的期限之中,和它自己分离了,从而,它可能几乎总是对你们在场,总是在那里,总是处在你们的支配之下。我们在此重新发现了介于这个象征和一个事实之间的关系,这个事实即在于:所有人类的事物都是如此被保存下来的。它越是人类的,它就越是被保存在了自然过程的运动和代偿失调的一边。人使得所有像人类那样持续的事物而且首先是他自己持续存在于某种持久性之中。
  让我们再找出一个例子。如果我想要经由另一端,而不是从词语、从言语或者从小捆扎(la petite gerbe)出发,来触及这个象征的问题的话,那么我就会从领袖或者随便什么人的坟头出发。人类物种的特征,恰好就在于用构成一块坟地的某种东西来包裹尸体,恰好就在于支撑了“这在持续”的事实。坟冢或者随便什么别的坟地的符号都完全配得上“象征”这个名称。这是某种被赋予了人性的东西。我把自己试图用来说明现象学的这一切都称作是“象征”。
  如果说我向你们指出了这一点,那么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事实上,弗洛伊德的理论势必会一直进行到它由一种死本能而开发的那个概念上去。继而,有些人通过或多或少地废除了语言的象征功能,而把唯一的强调放在抵抗的元素之上,也就是在分析经验期间的想象的行为元素,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死本能是一个没有存在理由的概念。
  “实现”,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即把形象带向某种实在——当然,是通过把此一实在的一个特定符号的基本功能也包括进去——即把分析的表达带向实在界,在那些只在想象辖域下来发展分析的表达的人来说——因为他们只有这个辖域——“实现”始终关联着对弗洛伊德曾置于死本能首位之下并被他或多或少地称之为重复自动性(automatisme de répétition)的东西的搁置甚至排除。
  对此,赖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他而言,病人所讲述的一切都是“声音的气息”(flatus vocis),这是本能借以表现其盔甲的方式。这一点意义重大,非常重要,但却是作为经验的时间。正是因为整个作为象征界的经验受到了搁置,死本能本身才遭到了排除。
  当然,这个死亡的元素并不只是在象征的层面上才会表现出来。它也还表现在自恋的辖域中。但是在那里,它所涉及的是另一回事。这个处于自恋辖域中的死亡更接近于那个最终虚无化的元素,后者被联系于各种移置[39],对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就像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它是象征界与实在界的和解可能性的起源和来源。但是,也正是这个东西,跟期限的元素,跟时间的投射,跟作为此类象征性行为的基本项的未来,没有多大的关系。
  你们感觉到了,我被迫走得快一点点。关于这一切,有很多的事情要说。这些概念和那些对应于阻抗、转移的阻抗、转移等术语的概念一样是有差别的,对于这些概念的分析,以及在是什么应当被严格地称作转移和是什么应当被留给阻抗之间的区分,这一切都可以相当容易地根据象征界和想象界这些基本概念来铭写。
  我仅仅想要说明我的话题,以便结尾。总是需要给我们在讲述的事情提供一个短小的说明。相对于我在研讨班中(例如在关于《鼠人》的研讨班中)和学生们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一些形式化元素,我在此给你们提供的只是一个大概。借助于这些元素,就像我将要把它们向你们指出的那样,我们就可以最终进行完全的形式化了。这将会向你们表明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么,一个分析是如何能够从头到尾地被非常简略地铭写出来呢。

  rS– rI– iI– iR– iS– sS– SI– SR– rR– rS.




  rS:即,实现象征(réaliser le symbole)。这是开始的位置。分析家就是好像这样的一个象征的人物,你们就是因为这个头衔才来找他的,因为他本人既是全能的象征,又已然是一位权威、大师。正是在这种看法中,主体才来找他,并使自己处在了某种差不多是这样的姿态中:“您拥有我的真相”。这种姿态完全是虚幻的,但它却是典型的姿态。
  rI:接着,我们有了形象的实现(la réalisation de l’image),也就是说是自恋或多或少的建立,主体在其中参与了某种操作,而这种操作恰恰被分析为是阻抗。这是由于什么呢?由于某种iI的关系:形象的想象。
  iI:想象/形象(imagination/image)。这是形象的捕获,它在本质上构成了我们将其看作是本能性的整个想象的实现。这种形象的实现致使雌性刺鱼被雄性刺鱼的相同颜色所捕获,雄性逐渐地进入了某种舞蹈,把雌性引到你们知道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在分析经验中构成了这种捕获呢?现在,我把这个放进了一个循环里。
  在此之后,我们有了iR,I在这里被转换成了R。这是在分析中出现阻抗、负性转移,甚至是处在妄想边缘的阶段。有些分析家总是倾向于更多地去实现这个阶段。“分析是一种非常有组织的妄想”,我从我的一位导师嘴里听到过这种说法。虽然这句话是有偏颇的,但却并非是不准确的。
  然后,又会发生什么呢?如果结果是好的,如果主体没有任何成为精神病患者的倾向——在那种情况下他便停留在iR阶段——那么他就转入了iS,即:象征的想象。他想象了象征。关于象征的想象,我们在分析中有无数的例子,比如说:梦。梦是一种被象征化了的形象。
  在这里,sS便介入了进来,从而允许了翻转。这是形象的象征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谓的“解释”。我们只有在越过了大致包括rI—iI—iR—iS的想象阶段之后才能触及到它。于是便开始了经由解释而对症状的澄清,即:sS—SI。
  接着,我们有了SR,总之,它是整个健康的目标。这并不是像人们相信的那样,要适合于一种或多或少非常明确或非常有组织的实在,而是要让其自身的现实得到承认,换句话说,即让其自身的欲望得到承认。正如我曾经多次强调指出的那样,是经由它的那些相似者,也就是说,是通过将其象征化,而让它得到承认的。
  此时,我们便重新找到了rR,它允许我们可以在最后抵达rS,也就是说,恰好抵达我们从中出发的那个地方。
  这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因为如果分析家在人性上是有效的,那么这就只能是循环的。而且,一个分析可能会多次包括这一循环。
  iS是分析特有的部分。这个部分被我们错误地称作是“无意识的交流”。分析家应当能够理解其主体所玩的游戏。根据其主体所进行的舞蹈,他应当明白他自己是雄性的还是雌性的刺鱼。
  sS即象征的象征化。这是分析家必须要做的。他并没有困难——他自己已经是一个象征了。更可取的是,他能用完备性、文化和智慧来这么做。正因如此,分析家在文化秩序中有一个尽可能全面的训练是更可取的,也是必要的。你们对此知道的越多,这就越是有价值。这个sS只有在某一阶段被跨过之后才应该介入进来。
  主体总是或多或少地建立了某种或多或少是连续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的基本元素又是在转移中得以构成的。分析家碰巧象征了作为象征之象征的超我。超我仅仅是一种什么也不说的言语。分析家恰好在象征这种言语上没有任何困难。这恰恰就是他所做的事情。
  rR是他的工作,被不恰当地以人们错误地谈及的那种著名的“善意的中立”来表示,而这个术语仅仅意味着,对于一个分析家而言,所有的现实总之都是等价的,一切都是现实的。这出自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凡是实在的都是合理的,反之亦然。正是这种观念大概给他赋予了这种善意,从而使得负性转移被粉碎在其上,并让他可以把分析平安地带向目的地。
  这一切都被说得有点儿快了。我本来可以跟你们讲好多别的事情。但是,对于我将在我期望你们不久后在罗马进行的报告中试图更加全面也更加具体的来处理的东西,关于精神分析中的语言这个主题,这只是一篇导论或者一篇序言。


讨论

  拉加什教授感谢了演讲者并开启了讨论。马库斯—布拉然女士指出自己没有理解某些词,比如“超验性”。演讲者关于焦虑和罪疚所说的事情让她想到了广场恐怖症。
  雅克·拉康:焦虑被联系于自恋的关系,巴拉然女士用广场恐怖症对此给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说明,因为没有比这更加自恋的现象了。每当我在自己的研讨班中评论一个个案时,我都总是会指出主体的不同反应时间。每当一个现象被产生在两个时间上时,例如在强迫症中,第一时间是焦虑,而第二时间则是罪恶感,后者在罪恶感的层面上给了焦虑以缓解。
  “超验性”这个词让您觉得晦涩。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形而上学的词,甚至也不是一个元心理学的词。我将尽力来阐明它。在我曾使用它的那个确切的场合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与其相似者的关系中,在二元的关系中,在自恋的关系中,对主体而言,总是存在着某种消失的东西。他觉得他就是他者,他者就是他。这个相互确定的主体是人类主体建构的基本时间之一。在这个时间上,他是无法继续存在的,尽管他的结构总是即将出现,而且是非常明确地出现在某些神经症结构之中。在那里,镜像被最大限度地使用,而主体则只是其自身的映像。他需要从中建立一个地点,正是这个地点构成了那个超验性的东西。这恰恰就是作为他者的他者。
  对此,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让我们重新采用恐怖症的例子。事实上,在人类的同伴中仍然存在着某种跟人类的形象如此相异、如此不同的东西,即动物的形象,这个事实恰好对应着一种相似的焦虑。事实上,无论我们可能会怎样去设想图腾崇拜的真实的历史起源,因为这一切都不是透明的,尽管一些劳动都被献祭给了图腾,有一件非常确定的事情,即,无论如何,它都联系着对同类相食的禁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吃掉他人。最为原始的人类关系模式,当然就是吞并自己同类的实体。在此,你们完全看到了图腾崇拜的功能是什么,即在于造就一个超越同类的主体。我不认为热桑博士[40]会反驳我。
  我们在此重新发现了最让你们感兴趣的几个地方,其中的一点就是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儿童来说,成人是超验性的,因为他们是被传授以奥义的人。最古怪的是,儿童对于成人来说也一样是超验性的。经由整个关系的特征反射系统,对于成人来说,孩子就变成了拥有所有奥义的主体。这就是在儿童与成人之间的那种语言混乱的所在地,当涉及到对这些儿童的干预时,我们就应该对此加以重视。
  可能还要举出一些别的例子,特别是对于是什么构成了性类型的俄狄浦斯关系,它是主体的某种东西,而它同时又超越了主体。正是在这里,存在着在一定距离上对一种形式的建立。
  塞尔日·勒克莱尔:您跟我们讲到了象征界和想象界。但是还有实在界,您并未讲到。
  雅克·拉康:关于实在界,我还是讲到了相当一部分的。实在界要么是全部,要么是消逝的瞬间。在分析经验中,对于主体而言,它总是与某种事物的碰撞,例如分析家的沉默。
  某种我未能强调的完全令人震惊的事情,经由分析的对话而产生了出来。这个事情即在于分析的经验本身要比一个交流有价值得多。我举一个完全实际的例子,即梦的例子,对此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说过这些梦是像一种语言那样被构成的。在分析中,它们充当着语言。在分析的中间或者分析的最后,一个梦就是与分析家对话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些梦——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主体借以构成其象征的方式——怎么会带有完全由分析家的现实而获得那个标记呢?经由这种想象的和象征的经验,我们在其最后阶段又怎么会得到一种有限却又惊人的关于分析家的结构的认识呢?这就完全提出了一个我在今晚无法触及的问题。
  乔治·莫科[41]:我在想是否不应该提起不同类型的象征。
  雅克·拉康:象征首先是一种标志(emblème)。
  乔治·莫科:象征是实际存在的。例如,房屋首先是经由一个象征而被认识到的,然后才得到了集体性的制造和集体性的利用。它总是会令人想起“房屋”一词。
 
不变,应万变。
级别: 管理员

1楼  发表于: 2016-02-01   主页:
 雅克·拉康:让我跟你们说,我完全不属于这种看法。我们在分析经验的根基处重新找到了一些象征,正是这些象征构成了各种症状和俄狄浦斯关系等等。琼斯为此整理了一份小目录,而且他还论证了这些象征基本上涉及的始终都是与亲属关系、主人的权威以及关乎生死之事相关的主题。在那里所涉及的一切,当然都是些象征。正是这些元素与现实丝毫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完全被关在现实中的存在,例如动物,是没有任何种类的观念的。
  问题恰恰在于一些地方,在那里象征构成了人类的现实,在那里它创造了人类的维度,当弗洛伊德说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总是活在一个最大限度地包括了各种不确定元素、生命的期限(寿命)还有父性等等的辖域中时,他时常强调的就是这个维度。这一切在人类的现实中都没有明显的迹象。这是被构成的,而且最初是经由某些象征关系而被构成的,然后这些象征关系才能在现实中找到它们的证明。父亲确实是传种者(géniteur)。但是,在我们从确切来源知道这一点之前,是父亲的名义创造了父亲的功能。
  因此,我认为象征既不是一种来自感觉的制作,也不是来自现实的制作。这个在严格意义上是象征性的东西——以及那些最原始的象征——在人类的现实中引入了某种别的东西,截然不同的东西,而正是这个东西构成了真理的所有原始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象征,这些象征化的象征,全都属于这一辖域。这些象征的创造实现了把一种新的现实引入在动物的现实中。
  乔治·莫科:……但却是升华了的和转化了的。这为后来的语言给出了基底。
  雅克·拉康:这个,我完全同意。例如,为了命名这些关系,逻辑学家们自己便非常自然地求助于“亲缘性”这个术语。这是一种传递关系的最初模式。
  奥克塔夫·马诺尼[42]:从焦虑到罪疚的过渡似乎联系着分析的情境。焦虑可以导致羞耻,而不是导致罪疚。当焦虑并不唤起一个惩罚者而是一种被冷落的念头时,出现的就是羞耻。焦虑也可以不通过罪疚,而是通过怀疑表达出来。在我看来,焦虑之所以转变成了罪疚是因为分析家在那里。
  雅克·拉康:完全同意。正是一个在分析经验中被赋予特权的情境致使分析家持有言语,致使他在判断,因为分析完全被定位在了一个象征的方向(意义)上,因为分析家用它替代了那个缺失之物,因为父亲只不过是一个超我,也即一种无言的法则,因为这个构成了神经症,神经症是经由转移来定义的。所有这些定义都是等价的。事实上,对于焦虑反应,存在着一些无限的切换,而且并不排除其中的一些反应会出现在分析中。每种反应都值得被如此分析一番。
  至于怀疑的问题,它跟现实的象征建构要接近得多。它几乎可以说是对现实进行象征建构的先决条件。如果说存在着一个我们可以从本质上将其称作主体的位置——这个主体是在我所理解的那个意义上说的——也就是说是这个位置构成了整个情境,那么这恰恰就是怀疑。它是在何时并且是怎样被实现的呢?这是一种特别的发展。
  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43]提出了一个关于恋物癖的问题。
  雅克·拉康:事实上,我并没有重新举出恋物癖。物神是对想象界的一种换位。它变成了一个象征。
  皮杜博士的问题。
  雅克·拉康:象征介入了最轻微的“付诸行动”(acting-out)。
  迪迪埃·安齐厄[44]:在弗洛伊德创造临床理论的时候,他向自己那个时代的理论借用了一些模型。我想知道这些模型是属于象征辖域的还是属于想象界的,它们的由来又是什么。至于您今天提出的这个图式的开头,它涉及的是一个让人可以思考与文化演变相适应的临床资料的模型变化呢,还是涉及的是别的东西?
  雅克·拉康:它更加适合于这些事物的本质,如果我们考虑到分析中所涉及到的一切都属于语言的秩序,也就是说,归根结底,属于一种逻辑。正是这种形式化的理由,作为一个假设介入了进来。
  至于您就弗洛伊德所说的,我并不赞同说,在转移的主题上,他从其时代的风尚中借取了一些原子论的、联想论的、甚至是机械论的模型。在我看来令人震惊的是,他大胆地使爱完全作为不离不弃的模式而进入了转移的辖域。他一点也没有考虑到这会是一种不可能性,一种僵局,某种摆脱了界限的东西。他清楚地看到了转移是人类关系在其最高形式下的实现本身,即象征的实现,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而且还存在于这一切结束时。
  开始和结束始终都是转移。在一开始,鉴于主体过来的这个事实,转移便已经潜藏在那里,准备好了被建立起来。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
  弗洛伊德使爱进入了转移,这个事情应该很好地向我们表明他在什么地方为这些象征关系赋予了它们在人类层面上的意义。事实上,如果我们必须给大家刚刚讲到的这种有限的东西(即:爱)赋予某种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意义就是现实与象征的全部结合,它们完全是同一个东西。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45]:你说到了现实和象征。你说的现实是什么意思?
  雅克·拉康:举个例子。爱的体现就是孩子的赠与,对于人类而言,这个礼物就具有某种更加实在的东西的那种价值。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当孩子出生时,他便象征着礼物。但是,还可能存在着没有孩子的礼物。因此,还可能存在着没有语言的言语。
  雅克·拉康:正是,我一直都准备这么说,象征超出了言语。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我们总是会触及到“什么是实在?”这个问题。而且我们总是会避开它。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方式来理解精神分析的现实,对于我的心理学而言,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是非常极端的。但是,你却是一个如此非凡的大师,以至于大家会追随你,即使大家只是在之后才明白。
  感知是一个现实的辖域,而且它具有一些在我看来更加确定的、优先于语言的基础。如果没有自己身体的形象,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一切都会伴随着想象界的言语表达而发生。一旦他者有了耳朵,我们就无法言说。
  雅克·拉康:你对此考虑了很多啊,顺便说一下他者有了耳朵?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不是我,是孩子们。如果我在言说,那是因为我知道有耳朵。在俄狄浦斯的年纪之前我可能都不会谈到这个。即使没有耳朵,他们还是在言说。但是在俄狄浦斯的年纪之后,如果没有耳朵,他们就无法言说。
  雅克·拉康:你的意思是什么?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为了言说,就必须有嘴巴和耳朵。那么,还有一张嘴巴。
  雅克·拉康:这就是想象界。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对此,我最近有了一个例子,一个哑巴孩子,他画了一些没有耳朵的眼睛。由于他是哑巴,我跟他说:“他不会说话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没有嘴巴”。他试图用一支铅笔去画一张嘴巴。但是,他却把这个孩子的嘴巴画在了割断脖子的地方。如果他说话了,他就会掉脑袋,他就会失去理智,他就会失去一个直立的身体的概念。为了说话,确实必须有一张嘴巴,还有耳朵。
  雅克·拉康:是的,我同意。但是,你所强调的这些非常有趣的事实,却都完全联系着某种被完全扔在一边的东西,即身体的形象作为自我的“原型”(Urbild)而建立,而且还带有这个锋利的歧义词,破碎的身体。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要怎样。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语言只是众多形象之一。它只是爱情行为的众多表现之一,只是存在于爱情行为中被切碎的众多表现之一。我们并不是完整的,因为当我们需要言语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使自己完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的是他者,如果他听到了的话。经由语言而发生的事情也可以经由很多别的方式而发生。
  奥克塔夫·马诺尼:注意,绘画不是形象,而是对象。问题在于知道这个形象是象征还是现实。这是极其困难的。
  雅克·拉康:这是最可取的模式之一,通过这些模式,至少是在有关意向的现象学中,我们触及到了想象界,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再现。


译注:
[1]本文是拉康在1953年7月8日为新成立的“法国精神分析学会”(SFP)的首届科学会议所作的报告。
[2]拉康在这里使用的“appréhender”一词同时具有“惧怕”、“逮捕”和“理解”三层含义。
[3]关于“狼人”个案,请详见弗洛伊德1918年的文章《来自一例幼儿神经症的历史》。
[4]关于“鼠人”个案,请详见弗洛伊德1909年的文章《关于一例强迫性神经症个案的备忘录》。拉康对此的评论,可详见于他的《神经症患者的个人神话或神经症中的诗与真》。
[5]“初步摸索”(balbutiement)同时还具有“结巴”和“口吃”的意思,因此拉康才会在接下来讲到他只会试着说出几个词。
[6]关于拉康在这一段论述中提到的内容,我们请读者详见弗洛伊德《关于一例强迫性神经症个案的备忘录》全文的最后一段(S.E., X, 247-248)。
[7]关于“杜拉”个案,请详见弗洛伊德1905年的文章《关于一例癔症个案的分析片段》。拉康对此的评论,可详见于他的《就转移所作的发言》一文。
[8]拉康在此使用的“registre”一词在法语中是“登记”的意思,当它涉及到三界的时候,通常我都会遵循褚孝泉先生的译法将其译作“辖域”,而在这里我则将其转译为“层面”。
[9]拉康在此处可能影射的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在当时区分“训练性分析”与“治疗性分析”的既定实践。拉康反对这种制度上的区分,在他看来任何分析的过程都势必会产生一种训练性分析的效果,因而他说“只有一种精神分析,那就是训练性精神分析”。
[10]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神经症”(névrose)通常指的是一种心因性疾病,其症状象征性地表达了起源于主体童年历史中的某种心理冲突,而且还构成了欲望与防御之间的妥协。
[11]拉康在此处援引的汉语注音语焉不详,无从考据。
[12]拉康在此影射的是黑格尔的著名格言“凡是实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实在的”。
[13]拉康在这里用到的法语词组 “franchir un pas”(跨过一步)本身也具有“克服困难”、“越过险境”和“下决心做某件困难的事情”等意思。
[14]根据弗洛伊德,“快乐原则”(principe deplaisir)和“现实原则”(principe de réalité)是支配心理运作的两大原则,其中快乐原则是指:整个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避免不快乐和获取快乐。由于不快乐联系着兴奋量的增加,而快乐则联系着兴奋量的减少,因而快乐原则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的原则。
[15]雷蒙德·德·索绪尔(Raymond de Saussure,1894—1971),瑞士精神分析学家,也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之子,早年曾在日内瓦和苏黎世从事医学研究,而后又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完成了精神病学的训练,先后接受过弗洛伊德与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1981—1964)两位精神分析家的分析,他是在法国和瑞士法语区传播弗洛伊德思想的先驱,同时也是巴黎精神分析学会(SFP)的发起人之一。代表作有《精神分析的方法》、《快乐的元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家的诞生:从麦斯麦到弗洛伊德》等。
[16]“力比多”(libido)是由弗洛伊德所假设的一种能量,他把力比多构想为一个定量的经济学概念,是一种既可增减也可移置的能量,因而它是性冲动在其对象上(投资的移置)、在其目的上(诸如升华)以及在性兴奋的来源上(爱若区的多样性)进行转换的基础。弗洛伊德非常强调力比多在本质上是一种性的能量,并始终认为应该把力比多与其他非性的能量形式对立起来。荣格则反对这种二元论,他认为力比多是存在于各种“倾向”或“嗜好”中的一种普遍的“精神能量”。然而,拉康拒绝了荣格的一元论并重新肯定了弗洛伊德的二元论,他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力比多是性的能量,并且也遵循弗洛伊德声称力比多是专属于男性的能量。在50年代初,拉康通常把力比多定位于想象界,认为“力比多和自我处在同一水平。自恋是力比多的”。然而,从1964年起,拉康的思想发生了一个转变,从而力比多更多地与实在界联系在一起(力比多的“薄片”神话)。当然,通常拉康并不是好像弗洛伊德那样频繁地使用“力比多”这个术语,他更喜欢根据“享乐”(jouissance)来重新概念化这种性的能量。
[17]德米特里(Demetrios)这个名字显然是派生自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和丰收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拉康在此指涉的“德米特里”似乎是古希腊雕刻家阿洛佩加的德米特里(Demetrios of Alopeka),而“那位谄媚的女祭司”则可能指涉的是雅典娜的女祭司吕西玛刻(Lysimache)。
[18]拉康在此影射的是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洛伦兹的动物行为学研究。洛伦兹及其同事提出了一个“先天释放机制”(innatereleasing mechanism)的概念来解释动物身上的各种本能行为,即“固定行为模式”(fixed action pattern)。洛伦兹认为,动物身上的那些固定行为模式都是本能行为的结果,因为神经网络的先天释放机制会对“释放者”(releaser)即一个个体发给另一个体的外部信号刺激进行反应,而动物的行为模式一旦经过这种释放机制产生出来便会固定下来。正是洛伦兹的这个概念构成了日后整个本能理论的基础。
[19]这里的“érection”具有“勃起”的意思。
[20]康拉德·柴卡里阿斯·洛伦兹(Konrad Zacharias Lorenz,1903—1989),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鸟类学家,1973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他是现代动物行为学之父,也是经典比较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晚年则转向了社会学的人类研究。洛伦兹主要以灰雁和寒鸦来研究动物的本能行为,并由此重新发现了离巢鸟类行为中的铭印(imprinting)作用。主要代表作有《所罗门王的指环》、《人类遇见狗》、《论攻击》、《动物行为学基础》与《动物及人类行为研究》等。
[21]“po”作为一个单词本身即具有“夜壶”的意思,但是拉康在这里强调的是,“po”作为音节与它作为单词所表示的“便壶”(vase)没有任何关系。
[22]拉康在此使用的“这个东西”(celle-ci)既有可能指代的是上文中的“那种属性”(cettepropriété),也有可能指代的是“一种方式”(une façon),还有可能指代的是“它的意指”(sa signification),因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但是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我倾向于把它理解成“意指”可能较为合适。
[23]斯特凡纳·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著名象征主义诗人、散文家兼文学评论家,其作品对20世纪早期的艺术流派均有广泛的影响,诸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未来主义。代表作有《希罗狄亚德》、《牧神的午后》及《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等。
[24]拉康对马拉美的这句引文出自于马拉美给同是法国诗人的雷内·吉尔(René Ghil)的《言词论》(Traité du verbe)所作的序言。另外,拉康对此的影射也同样出现在他的著名罗马报告《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领域》一文中(参见:Ecrits, 1966, 251)。
[25]此句中的“被表现”(se traduit)与“被流露”(se trahit)本身是“翻译”和“背叛”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拉康似乎在这里影射的是弗洛伊德的著名诙谐:“Traduttore = Traditore”(翻译者即背叛者)。
[26]弗洛伊德在《关于一例强迫性神经症个案的笔记》中评论道:“每当他的讲述进行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环节,他的脸上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复杂表情。我只能将其解释成他对自己尚未意识到的快乐的恐惧”(S.E., X, 166-167)。
[27]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家,曾在上世纪20年代追溯弗洛伊德,他主要的关注的是主体的性格结构而不是个体的神经症症状,此外他还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代表作有:《性道德的突破》、《性格分析》、《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学》以及《文化斗争中的性行为》。
[28]拉康在此指涉的是赖希1928年的《性格分析》(Der Charakteranalyse)一文。在赖希看来,分析中的抵抗现象并不只是一种神经症症状,而且也是一种性格障碍,他把病人性格中的抵抗对无意识进行揭示的典型反应模式称作“性格抵抗”(characterresistance),为了帮助病人化解这些抵抗元素,赖希倡导了一种精神分析的新技术,也即“性格分析”(character analysis)。拉康关于赖希的评论,见《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和领域》:“因为我们注意到,有两类人在联合起来拒绝完成我们的学说,一类人围绕着‘自我’的概念来进行分析,我们已经揭示了它的错误,另一类是像赖希这样的人,他们在到言语之外去寻找机体的不可言说的表达的原则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为了……使这种表达摆脱它的盔甲,他们就会……以两个蠕虫形状的重叠……来象征化他们……从分析中期待的那种性高潮的诱发,对此,我们可以在他的《性格分析》一书中看到这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模式”(Ecrits, 1966, 316)。
[29]“它我”(das Es)在国内通常也被翻译成“本我”,它是弗洛伊德在其“精神装置”的第二心理地形学理论中区分出来的三个机构之一,它构成了人格结构中本能的一级,其内容作为本能的表达都是无意识的,其中一部分是先天遗传的,另一部分则是受到压抑和后天习得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它我是精神能量的首要储藏库;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它我同自我和超我是相冲突的,从遗传上说,自我和超我都是它我的多样化产物。
[30]“侵略本能”(instinct agressif)也被译作“攻击本能”,这个术语最初由阿德勒(AlfredAdler,1870—1937)在1908年引入精神分析,尽管“小汉斯”(Little Hans)的个案在当时揭示了一些侵略行为倾向的重要性,但是弗洛伊德却一直拒绝把这些行为倾向归结为一种特殊的“侵略本能”,直到在1920年的《超越快乐原则》一文中,他才开始用“侵凌本能”来指涉“死本能”(或“死冲动”),因为两者均指向的是外部世界,而侵凌本能的目的则在于对象的毁灭。
[31]“侵凌性”(agressivité)是指在蓄意伤害他人、摧毁、羞辱和强迫他人等实际的或幻想的行为中表达出来的一种倾向或一组倾向。这个概念是拉康在其1936年的《镜子阶段》论文到50年代初处理的核心论题之一。正是在这里,拉康首先区分了“侵略”(agression)和“侵凌性”:侵略只涉及到暴力的破坏行为,而侵凌性则是一种基本的关系,它不仅是上述行为的基础,而且还构成了许多其他现象(例如:爱情行为)的基础。关于“侵凌性”这个概念,读者可详见拉康的《精神分析中的侵凌性》一文。
[32]莫里斯·利恩哈特(Maurice Leenhardt,1878—1954),法国传教士兼人种学家,专门研究新喀里多尼亚的美拉尼西亚人。代表作有《大地之人》、《大洋洲的艺术》、《瓦伊卢语的词汇与语法》以及《真实之人:美拉尼西亚世界中的个人与神话》等。拉康在《罗马报告》中也曾提到过利恩哈特的“真实之人”:“由于承担了一切象征交换中的基本功能,我们起到了一种记录的作用,也即搜集‘真实之人’(do kamo)所谓的持续的言语”(Ecrits, 1966, 313)。
[33]“相似者”(semblable)是拉康从30年代便开始采用的一个术语,它指的是主体感到与自身相似(主要是视觉上的相似)的他人。这个概念在镜子阶段和手足的闯入情结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拉康在1955年引入了“大他者”(Autre)与“小他者”(autre)的区分,其中小他者即指涉的是自我的相似者或镜像,而大他者则代表着语言的根本相异性。
[34]朱尔斯·霍曼·马瑟曼(JulesHomanMasserman,1905—1994),美国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家,曾在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精神病学与神经学,他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前任主席,同时也曾兼任过美国团体治疗学会、美国社会精神病学协会、美国生物精神病学学会和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代表作有《当前精神病学治疗》、《科学与精神分析》、《动力性精神病学的原则》与《动力性精神病学的理论与治疗》等。
[35]“动力性精神病学”(dynamic psychiatry)的基础在于研究情绪的潜在心理动力过程,以此来探究各种情绪的起源及其潜在的心理机制;与之相对的是“描述性精神病学”(descriptivepsychiatry),后者的基础在于研究外显的症状和行为现象,而不是在于潜在的心理动力过程。多数精神病学家现在都倾向于将这两种精神病学研究方法整合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之下。
[36]拉康在这里提到的“符号体系”(la symbolique)不同于他的“象征界”(le symbolique)概念,前者是阴性名词,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象征主义”(die symbolik),意谓无意识产物中各种具有恒定意义的象征,同时也表示宗教、神话、民俗和语言中的符号系统,而拉康的“象征界”则是阳性名词,强调的是语言结构的首要性,而象征符与象征物之间的联结关系(诸如相似性或同形性等因素)则是相对次要的,甚至是充满想象的。
[37]黑格尔认为现实的事物都有时间性、历史性,时间、历史对于一切存在具有本质的意义,离开了时间、历史的存在是不可理解的。即使是哲学认识的最高目标“纯粹概念”,也必须通过漫长曲折的认识过程和历史过程才能达到。他的著名的“具体普遍”或“具体概念”的学说实际上也是讲的这个道理:普遍就是概念,但普遍不能脱离时间之内特殊的、具体的东西,普遍包含具体,这就叫做“具体普遍”,所以“普遍具体”或“具体概念”正是讲的概念与时间的联系。若就《精神现象学》一书的内容来说,黑格尔的时间与概念、与存在紧密联系的观点就更加明显了。《精神现象学》是一部描写“绝对”、“概念”自我认识的漫长历程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几乎全部篇幅都是用来描写“绝对”、“概念”体现在时间之内(即认识和历史的时间性过程)的经历的。而且黑格尔在书的末尾部分还明确强调“绝对”、“概念”不能脱离时间性的人类历史,存在不能脱离人,真理不能脱离人的认识,或者用《精神现象学》最后一段的术语来说,绝对概念的“深处”不能脱离它的“延扩”。“延扩”就是指“绝对”、“概念”在时间中的体现。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想家们一般都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基本观点,并发展成为存在与认识、世界与人交融合一的思想,强调超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可以说,黑格尔关于最高存在与时间、与人的认识和历史紧密联系的观点,是他力图克服他以前的旧形而上学的尝试,在这方面,他可以算得上是以结束和颠覆传统形而上学为特征的现当代哲学的一个先驱。
[38]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1907—1968),法国哲学家,以拥护黑格尔哲学著称。拉康曾在《文集》中专门撰文就伊波利特对弗洛伊德“否定”(Verneinung)概念的评论进行过介绍与回应。
[39]例如,拉康在上文中提到的鸟类梳理羽毛,这种移置正如象征元素的启蒙一样,避免了你死我活的争斗,从而开启了实在界与象征界和解的可能。
[40]罗伯特·热桑(Robert Gessain,1907—1986),法国人类学家,代表作有《在阿拉斯加州格陵兰岛上的爱斯基摩人》。
[41]乔治·莫科(Georges Mauco,1899—1988),法国教育学家、人口统计学家、精神分析家。代表作有《儿童教育心理学的演化》和《法国的外国人与种族主义问题》。
[42]奥克塔夫·马诺尼(Octave Mannoni,1899—1989),法国人种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代表作有《殖民化的心理学》和《想象界或另一场景的钥匙》等。
[43]弗拉基米尔·格拉诺夫(Wladimir Granoff,1924—2000),法国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家,著有《分析的欲望》、《拉康、费伦齐与弗洛伊德》、《亲子关系》与《欲望与女性》等。
[44]迪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1923—1999),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著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群体中的精神分析工作》和《群体与无意识》等等。
[45]弗朗索瓦兹·多尔多(Françoise Dolto,1908—1988),法国著名儿童精神分析学家,代表作有《多米尼克个案》、《身体的无意识形象》和《儿童的利益》等等。
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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