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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让-吕克·南希:在灵与肉之中获得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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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2-10   主页:

让-吕克·南希:在灵与肉之中获得真理

陈庆 译



     “我将能够在灵与肉之中获得真理”
       ——兰波

      
  谁在说话?谁以这种方式完成了他的说?我们知道那是阿尔图·兰波,当他写下他的《地狱一季》的最后一个诗句之后。兰波写道:“我将能够在灵与肉之中获得真理。”,斜体字是兰波自己所加的。在写下并强调了这句诗之后,他只是紧接着标明了“1973年4—8月”的日期,他以此完成了写作,也以此完成了诗歌。
  至少这是我所坚持的版本顺序,让我们先把准确的日期的问题放在一边,先不去讨论他的《彩图集》里的一些文本是否是写于这句诗之后的。兰波以这句话向兰波告以“永别”。“永别”是兰波的《地狱一季》的最后一首诗的标题,去说“永别”、“别了”便是传达一种不可逆转的、不可挽回的分离。正如刚刚引用的那句诗之前的几句诗告知我们的,一个人必须“坚持迈出的步伐(tenir le pas gagené)”。这一“步伐(pas,step)”便是“永别”。当迈出了这一步之后便再不能返回。只存在一种顽苛的坚持。只是一个“迈步”,一个步伐,仅此而已,但却是完结的、已完成的步伐,从那里再也不可能返回。
  我选择持立在这条边界上,持立在有什么在那里终结了的这个诗句上。我们只能这样面对兰波,也许我们也只能这样(没有其它什么方法)面对诗歌自身。兰波在诗歌中为我们所作出的这个迈步,一直延及到今天的这个迈步,是无法撤回的。那么它是如何被迈出的?它是如何被坚持的?它的真理又是什么?或者更严格地说,正如这最后一句诗诱使我们去问的,诗歌中的这一步伐为什么并且会如何提供一条通向真理的通道?并且是在什么样的未来中,如果除了去“坚持迈出的步伐”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做?

  在同一个文本,即《永别》这首诗中,这一“迈出的步伐”是对“绝对应该做个现代人”的命令所作出的回应。做个现代人,并且如此绝对地,那和做个时髦的人并不是一回事情,也不是说做一个先锋派,预言明天并为明天开辟道路的先锋派,他们反过来则必须是“现代的”或者“后现代”的人。 “绝对应该做个现代人”主要在于“坚持迈出的步伐”。那也就是说持立在这条边界上,在那里时间正在来临,并且只是在“来临”。
  在这里,时间并不越过边界。它只是它的来临的张力,向着那条有什么将会在其上出现的边界的来临的张力,因此还根本没有什么出现。这是一种逼近,但却是保持在张力中的逼近,持留在、无限期地保留在它的来临中的逼近。现代是这样的时间,它“超前(en avant)”于所有过去的、目前的或者正在流逝的时间,或者说是在它的通道中流过的东西以及先于它自身的东西。(是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兰波在写给德曼的信中说道:“诗歌‘将是超前的’”)。这便是时间,“超前”的时刻或位置,这个“超前”只是将自身暴露给“即将到来”,但它自己却并没有前行。
  在这一边界上,在这种张力的状态中,一个人用将来时态说道:“我将能够在灵与肉之中获得真理”。它并不是在说着什么关于未来的真理或者未来的真理,那种能够被当前的预言所占有的未来。未来来自于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时间尚未存在。也就是说它来自于一个被剥夺了时间的场所,但这个场所也并非是一个场所。从那里没有什么能到达我们,因为它是即将到来的,真理尤其是这样。
  没有什么能被从未来传送或传达给我们。这意味着以将来时态所说的东西,所说的关于未来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不会“已经”有着某种意义。这是从一个缺席的场所中告知我们的,因此没有什么被说出了。(兰波在另外一个文本中把这称为“永恒”)。坚持迈出的步伐,这一诗歌的步伐,首先是让自身向着真理敞开,尽管这里还没有显现的或者可显现的真理。但正因此真理被呈现了:我“将”能够获得它。
  “兰波”是一个呈现了如下事物的名字:将面对这种永恒未来的真理的事物。他是看见了它正在来临的人。这个人只是看到了这点:他看到它正在来临(“我将能够在灵与肉之中获得真理”),并且他并没有看到是什么正在来临(“真理”)。诗歌的步伐:进入了在凝视的缺席中睁开的眼睛。以将来时态告以“永别”,对未来告以“永别”。这一“永别”的呈现:诗歌的“步伐/否定(pas)”。
  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语言的“将来时态”转换成现实的预期时间:一种已经被预言的时间,已经以某种方式知道了那未知的未来。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么 “预言”便是未来的一种幻象(vision)。因此,正是对于“幻象”,对于所有幻象,《地狱一季》告以“永别”。在《地狱一季》的较前部分,兰波写道他比“诗人和预言家”都要更富有。兰波是那个在“无视”中终结了写作的人。归根结底,这便是写作,这便是坚持诗歌迈出的步伐。
  没有幻象,那么也没有来自未来的信息:我们无法知道“在灵与肉中获得真理”的确切意义,但因此这却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绝对地做个现代人。我们需要知道从一种言说的缺席中而来的事物的意义,从一种幻象的缺席以及诗歌的缺席中而来的事物意义。去把握这最后一句诗中的词语。
  在这里所开启的是诗歌之后的历史,是在诗歌之后向着诗歌到来的事物的历史。无疑,这种历史不再会有一种“历史的意义(sense of history)”,像是兰波的时代哲学所提出的那种(这是他给出的一种哲学:他将诗歌称为“进展的乘积【multiplicateur de progrès】”。)这样一种历史的“意义”在它的预言中,在它的期待中取消了历史。来临之物无法拥有这样一种意义。它只能拥有关于即将到来以及正在来临的意义。也就是说,作为“超前”的真理的意义,或者作为先行之物的真理意义。兰波知道真理对于未来无所期待,相反却只是:向着正在到来的来临保持敞开。
  总而言之,最后的那句诗正在说着这些,并且它是一种历史,它是我们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这仍然没有停止发生。我们仍然必须绝对做个现代人!

  让我们把“迈出的步伐”看做是向诗歌说出的“永别”,并且未来必须必然地、本质地从那里而来,在这个步伐中,从这里开始,从现在开始,诗歌已经被遗弃了。没有什么可看,没有什么可“想象(visionner)”,因此也没有什么可写:但这是直到最后的终结之后,直到这最后的诗句之后。
  说兰波终结了诗歌,这没有什么新奇的,但这种说法自身不应该被诗意化。随着兰波以及他迈出的步伐,我们必须知道这一赌注可能是必须的,也可能是站不住脚的:“用最后的句子终结了诗歌,而这最后的句子却仍然是诗歌”。因此,我们需要坚信,与其费力去寻找诗人兰波,这个冒险家或者商人(如此多地被作为案例)的狂热与鄙俗的双重性,仍然不如试着在诗歌中捕获他所终结的东西,以及尝试着让他的中断的时间回归或重新浮现。这中断的时间不能被从它所归属的写作中涂抹掉。“在灵与肉中获得真理”是诗歌的最后的句子,我们必须在这种完结之中,并将它“作为”完结而阅读它们。
  真理:涂抹不可被涂抹之物,并且必须被作为来临中的事物而阅读。
  无疑,诗歌一直在终结:那正是它的终结的本质。也许兰波一直所说的并不是其它什么,而仅仅是这一点。一首诗,在它的“严格的独一性”的意义上,正如布朗肖所说的,一直在关闭自身,只是在关闭自身。因此总是让自身向着沉默敞开。但这种沉默通常被理解为诗意言说的前提(assomption)与完成,作为一种对于它的和谐的共振的无限地把握。(并且,就事实而言,《彩图集》中也写道:“我是沉默之主”。)正因此,1873年之后的兰波,总是被作为沉默的典范,并且如此令人困惑,令人沉重。但是作品的离弃以及“永别”的断裂,与在一种沉默中的主权的入口并不是一回事,那种沉默仍然打算让自身作为言说的一种留存与可能性(也就是说作为它的最高的可能性,正如海德格尔对它所期望的那样)。而巴塔耶可以写下如下的一首诗:

诗歌的
酒酿
是已死的
沉默。

  但严格来说兰波在这里则放弃了所有的酒醉,所有的沉默以及所有“已死的沉默”的辩证法。未来:“我将能够在灵与肉中获得真理”,这句话是从无言说的场所说出的,但它并不提供一种沉默。简单地来讲,但可能是比它看起来更重要的方式,在最后一句诗行中并不存在“叹息”。一切都明确了(carré),一切都被“把握了(tenu)”,灵魂以及肉体。

  兰波的最后诗句并不与沉默相连。连接的事物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是某种话语。但这里并不存在诗意的话语。相反所有在诗歌中的,由诗歌而来的话语都被切断了。这是被打断的诗歌,也是未完成的诗歌。并未过期,却也不可能不朽。 “在灵与肉之中”似乎与一种外在于坟墓的模式相类似,但在这里并不存在如此的事物。既不是死亡也不是复活,除了“永别”的真理,什么也不是。

  兰波写道:“不要赞美诗!坚持迈出的步伐。”不要赞美诗意味着不要宗教,同时也意味着不要歌唱。不要宗教性的歌唱,不要歌唱的宗教。艺术随着宗教终结了,或者正如它在黑格尔那里的处境,艺术随着它为宗教服务的功能终结了。也就是说,它呈现或再现真理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宗教是真理的一种呈现:它提供了一种看、感受、分享真理的方式。这导向了“神秘的冲力”, 而兰波已经放弃了它(在《地狱一季》的一份草稿中)。在那里,我们分享这种在《永别》中被宣布为幻觉的“超自然力量”。那并不是幻觉的“力量”,兰波从来没有拒绝诗意的魔幻力量或者“文字炼金术”。那是因为这种力量存在着,那是因为不可能相信诗歌,不可能诗化所有信仰,必须终结这种力量的影响,终结超自然现象的幻觉。换句话说,这是在一种缺席的在场中的非法交易,在其中真理让自身被一首歌的象征性债务所占据。如果正像另外一份草稿所说的,“艺术是愚蠢”,那是因为它将自身出借给了这种交易,出借给了这种操作。
  因此“在灵与肉之中获得的”真理不会是诗人通过神秘或者在一种幻象中获得的——“新的花、新的星、新的肉体与新的舌头”,兰波在这里正是向着它们告以“永别”。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不知道它“将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不论怎样它都不会是这“新的”诗意真理,对于我们来讲,之前似乎所有的真理必须通过这个“新的”来区分自身。崭新,根源的突然显现以及已赢获的事物的变形,对于我们来说总是来自于那种诗歌,它适合于所有科学的、宗教的、政治的或者形而上学的真理。兰波正是向着诗歌,向着真理的诗歌(poiesis,来自希腊文中的诗歌一词,也有着工匠的制作的含义)告以永别。
  但我们也知道这不会是与另一种诗歌相对峙的诗歌。那是作为整体的诗歌的问题:“不多说了!”,正如兰波在《坏血统》中写下并强调的那样。那些无疑是诗歌最后的句子。在它们之后将不会再存在其它诗句。从那里之后,这种可能性向着巴塔耶所称的“诗歌的憎恶”敞开着,向着促使着他去写的东西敞开着,例如:“诗歌的狂热在自然‘之中’有着它的位置。它判定它,乐意去修饰它。拒绝清醒的意识,拒绝打量在它那里发生的东西。”这种拒绝是兰波作出的(顺便一提,巴塔耶也是在这段话中思考的)。并且发生的东西正是真理。兰波之后写道:“在人类的动词(Verb)形式中,存在着某些贪婪的操作,某些掠夺性的自我毁灭,在其中诗人将自身限制在一个对象上,并看着自身被这一对象吞没。”这种毁灭性的对象便是巴塔耶那里的“被修饰的自然”,它是崭新性的溢出,是兰波的“新的花,新的舌头”的溢出。
   “憎恨”与“反抗”无疑仅仅是折中手段:它们包含了它们的对立面,即“爱”。在巴塔耶和兰波之外,在我们自身之外,其它什么仍然可能开始。但是目前,迈出的步伐必须被坚持,并且必须说“清醒的意识”中“发生的东西”正是真理自身,不允许自身被证明或修饰的真理,但也不会毁灭自身的真理。正是真理拒绝并摧毁了“修饰”,并且可能也摧毁了所有的感性学,正是真理摧毁了自身的毁灭与它的自足。被拒绝之物的名字正是在《永别》中重复的那个词,并且贯穿了《地狱一季》的整篇:“谎言”,“最终,我请求谅解,因为我用谎言养育了自己。让我们上路。”

  那么好的,让我们上路:让我们直面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将诗歌斥责为一种谎言,这是在从柏拉图直到至少是黑格尔那里的哲学中最持久的做法,那么兰波是否重复了这样一种姿态?是否诗人重新宣布了哲学家的判决?
  要怎样才能使答案不是肯定的?至少在早期阶段,必须如此。无疑兰波以一种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决裂,也许是最卓越的哲学意义上的决裂,与诗歌分手了(或者说他破坏了诗歌):他需要“个人的(en personne)”真理,赤裸的真理自身——灵与肉,相对于所有它所摧毁的它的再现,相对于它所怀疑的所有的模仿。从柏拉图开始的烧毁自身诗稿的行为直到兰波才得以完成:“哎!我不得不埋葬我的想象和回忆!抛弃一个艺术家和叙事者的美好荣誉!”
  再次,绝对不能妥协。正像我们一定不能诗化兰波走进没有诗歌的生活,以一种对称的方式,我们也一定不能忽视任何兰波以自己的考量,重现哲学对诗歌的排斥行为的证据。
  例如,仍然是在《永别》中:“我们已决心发掘神圣之光”。不存在什么阅读与阐释,能够让那些话免除它们所负载的最强烈的、最持久的形而上学负担。只要还存在阐释以及破译无法被作为充满意义的话语的含义(先不管诗歌自身)的问题,便总是如此。如果反对观点认为最终这仅仅“只是诗歌”,那么对它的回应则必然是诗歌不会是其它什么,而仅仅是哲学的完满的欲望。因为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就只想着一件事:变成“真的”诗歌,变成没有谎言的真理的诗歌,变成神圣之光的诗歌,同时变成诗歌的真理,所有诗歌的真理。(最终,“柏拉图”这个名字所意指的就是这点。)
  在这种意义上,“在灵与肉中获得真理”,这最后一句诗,却构成了哲学的诗歌的第一句诗:它们讲述了真理的完全的居有(appropriation),它的客观的与主观的居有,这因此使其自身超越了这种与绝对自身呈现的真理的差别。黑格尔谈论思想时,将其作为与诗歌相对立的:“思想,甚至在它们本质的特性上,在它们实际的存在上来理解实际的事物时,也将这种特性上升到普遍的、观念的根基的高度,在这种元素中只有思想是其自身。”
  从黑格尔来翻译或者说阐释兰波是可能的吗?无疑是的,甚至是必须的!不可缺少的!因为这两者必然地有着相同的诗歌“观念”(在那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的程度上,怎么会不是如此?)那是一种无比丰富的、肉欲的再现的真理之观念, 但尽管如此,那是一个其丰富性在其所趋向的思想的纯粹同一性中瓦解了的观念,正像趋向它的真理,正像趋向“这”真理。这种瓦解并不必然地再现诗歌的“谎言”,而是再现这点:思想将诗歌的美丽的表象聚集、升华进自身。甚至更多地:诗歌在它的思想(的)真理中聚集并升华了自己。(在最后的阅读中,对于黑格尔来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这无关紧要,正像兰波一样,一些遵从浪漫派,并通常在他们之后的人,把思想的同一性以及思想的“诗歌”中的同一性称为:那仍然是相同的真理观念,相同的真理理念。这将足以用来重读《通灵者书信》,这封完全是哲学的、沉思的、并在某种意义上是柏拉图-黑格尔主义的书信:“想当诗人,首先需要研究关于他自身的全部知识;寻找其灵魂,并加以审视、体察、探究……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他变成了……至高无上的智者!”

  但严格来说《地狱一季》正是向着艳俗(voyant)的“科学”告以永别。并且在同等程度上,那也正是向一种知识的幻象说永别。
  此外,向这种知识以及它的幻象告以永别的东西,也同等地是那种向诗歌告以永别的东西。在这一告别中,诗歌并没有被提高到、被升华进一种更高的哲学真理。在那里,诗歌并没有变得更加真实:它被摆置、被留下、被遗弃在这个边界上、这个界限上,由此一种未来的财产仅仅是被命名为,几乎只是粗野地被命名为尚在来临中的不可识别的、不可预见的、不可用符号表达的诗歌的最后诗行。
  在这点上,兰波并没有为了打开外在于诗歌自身的哲学的纯粹通道(作为向着诗歌的自身回归的真理),而遗弃诗歌。相反,这恰恰是他所拒绝的,尽管在这些句子中,这种拒绝不太容易从它的反面被辨识出来。然而却是可辨识的,因为那是最后的诗句。被拒绝的东西是哲学,是真理的幻象,或者说是那封信中所称的“诗歌”。这是奠基于哲学的诗歌,也就是说是将自身思考为、诗化为真实(vrai)的表象,以及真实的真实表象的诗歌。
  然而,这并不会构成一种特别的诗歌。正是诗歌的整体观念,无疑也是诗歌的每种可能的观念处在危机之中。这是诗歌所是的全部东西,一旦我们有着一种诗歌的“观念”,甚至是一种对立于一种哲学观念的诗歌观念:因为在这样一种对立中,这样一种只能从哲学中而来的对立中,这两者都是与呈现真理的的意志相一致的,都是与真理中的同一种交易相一致的,因此它们是同一种谎言中的共犯。这意味着一旦存在着一种诗歌的“观念(concept)”、“种类(genre)”以及“意义(sens)”,甚至一旦存在着“诗歌”这个词,那么诗歌便是在危机之中。《地狱一季》的作者并不是一个诗人:他说他比“诗人与预言家”要“富余一千倍”。
  如果观念、种类、意义、诗歌的名字以及创造它的诗人都不再存在,那么还有什么会余存下来?——永别……
  事实上,从《地狱一季》所说的未来中,特别是从《地狱一季》所说的终结那里,没有什么会余存下来。这确实是诗歌的最后诗句,并且通过这些最后的诗句,“诗歌”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所有的意义和所有的话语一起(“不多说了!”)被抛进了在诗歌之后到来的事物物的不可辨识的面目中。《地狱一季》或者是关于:如何将意义投射进意义的明天。“此刻是夜晚……而在黎明时分,我们将以炽热的耐心,进入灿烂辉煌的城市。”这个人们必须度过的夜晚是一个没有什么会被守护的夜晚,因此也没有什么会被留存。诗歌:之后。
  这并不是辩证法,并且这种通向未来并没有得以通过,它将自身保持在那里,将自身保持为尚在来临(让它到来着),它并不是一个通向另外一种意义,通向另外一个词,通向“思想”或者“哲学”的意义和词语的通道。正是“作为哲学”,诗歌被遗弃了,并且也是被“作为诗歌”遗弃了。超出这点(但这不是“一个”超越),将存在完全不同的东西。超出这点,“清醒的意识”将坚持“迈出的步伐”,直面“在它身上发生的事物”的步伐。那是什么?无论如何,是某种来自于比哲学或诗歌能够捕获的任何意义都更遥远的地方的东西。

  兰波自己指出了它:他也向哲学告以“永别”,而哲学以一种对称的方式也被指责为诗歌。他在《地狱一季》中写道:“哲学家:世界没有时代可言。人类可以随意迁徙。你身在西方,可以自由地居住在你的东方,如你希望的古老,并在那里住得很好。别做一个失败者。哲学家,你们属于你们的西方。”那么哲学在说些什么?它正在否认历史,它正在否认有任何事情“发生”。它甚至走得这样远以至于否认西方是一条界限,甚至准备提供一个东方,准备制造作为一个位置的根源与纯粹性,一个人可以逃向并躲避的位置。这种哲学从事着诗意的交易:幻象与逃避。兰波“砰然关上了门”,无处可逃,并且他终结了哲学的谎言:“哲学家,你们属于你们的西方。”你们属于“过时的诗歌”世界。
  在《地狱一季》中的《坏血统》一篇中,兰波写道:“噢!科学!人们重新掌握了一切。为了肉体,也为了灵魂,——临终的圣餐(Viaticum)——人们拥有了医学与哲学,——民间药方和大众歌曲的编排……”歌曲的编排,无意义的组合(或者说是也在通常的“天真”中交易的“文字炼金术”……)编排,那也是说世界的“幻象”。通灵者的幻象与哲学的幻象同行,它自身也正像一种药,一种“祖母的药方”,它自身也被编排,以便多少发挥作用,以便让我们相信它有用。
   “临终圣餐”为旅程提供食物,为灵魂进入身体的路途提供食物,并且(最后的晚餐)为肉体进入灵魂,进入超自然的、幻觉的生命,进入诗意的真理提供食物。以盲目为代价而得以痊愈。但《永别》正在说的是另外的东西:它打开我们的眼睛,以便不再存在幻象,它把这些称为:“数以百万计的死灵与死尸,哪一个将会被审判?”正是伴随着在其神学译本中的诗意的-哲学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审判被宣布了。这里最后的审判是在中介中、幻象中、编排中的一切运送的停滞点。未来是灵魂“与”肉体之真理的不可调和的展示,例如它们在这里所是的那样,相互分离、离散,没有中介。
  在《永别》中,那并不是一个迁移到其它地方去的问题。“我今归于土地,带着无尽的义务去拥抱严酷的现实!……苦涩的夜啊!凝血还在我的脸上冒烟,我的身后空空如也……”。并且除了同样的大地,也没有什么“在我面前”。“跨出的步伐”并没有到达新的地带,它停留在同一个地方。毕竟,真理如此切近:“真理和它那哭泣的天使们也许就围绕在我们身边!”
  真理的天使们哭泣,那是因为审判是艰难的。“是的,新的时光至少很严峻……而正义的幻影只是上帝的自愉。”审判是艰难的,正像那个夜晚,因为它宣布了这点,并且只宣布了这点:真理围绕着我们,它在这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它的未来正是它在这里的来临自身。但在这里那不是诗歌。真理在那里,但它并不依赖于一种幻象或者是炼金术。因此它也并不是不可见的(不可见事实上依赖于一种更高的幻象:不可见一直是诗歌的问题,哲学的问题)。真理在那里,在言说着它的到来的话语中,在话语的尚在来临中,但这些话是回归于大地的最后的话语。并且它们说关键的地方(它“将会是”的东西)不是看见真理,而是“获得”它:“在灵与肉之中获得真理”。
  最后的话语(mots)仍然在等待它们的应得之物。它们正在等待我们重新给予它们所需要的意义,作为话语,但却不再为一种新的幻象或者新的科学生产意义。它们正在等待它们的话语的最终意义,在所有诗歌的、哲学的话语的界限上。“灵魂”与“肉体”:以什么更好的方式,一个人能够重新集合、发音并歌唱,但同时又取消所有哲学的、诗歌的话语呢?

  如上所述,哲学是为了灵魂。在哲学之中也便是在灵与肉的二元性的语境中。那最后的话语是“灵与肉”。它们揭露了这种二元性。它们对这种二元性的作为,它们把其作为最后的话语的“作为”(而不是“言说”)是一种极端的暴力。在话语自身之中,有着大量的这样的形而上学的以及诗意的重负(我们必须说,有着大量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诗意的重负),最终被抛掷,被提供给未来以及从未来而来,这些话语对它们的二元性的系统行使暴力。“在灵与肉之中”,这否定了它们彼此存在在一种纯粹外在性的关系中。那必定是一个“与”另一个的问题。这是“获得”真理的先决条件。但同时,这也是说存在着这种获得的两个位置。这既不是说两个也不是说一个。在这里不存在将会为了一个“与”另一个的词语,或者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另一个的话语。这既不表达两者的一种结合也不表达一种两者的系统。没有中介,没有无论何种的系统,没有“systase”,没有实质的联结,没有提前建立的和谐。“在灵与肉之中”:那仅仅会是一个“在……之内”,一种同一的亲密性,在它的差异中的同一,并且是作为差异的同一。
   “在灵魂与肉体之中”:这个初看起来如此简单的表述,悬置了这两个词的意义,在终结的边缘上,在不再言说、不再知道、或者不再歌唱的“灵魂”与“肉体”所是的东西之前的最后的话语中。这种表达悬置了词语以及它们的组合的意义。它在将它们带至最高强度的同时将它们保持为悬止。不存在更赤裸的话语了,这能够传达灵魂与肉体的透明性的话语,不需要两者的视野或中介,因此也不存在能够将这二者判定为两个联结却没有密切关系的词语的更透明的话语了。这里不再存在内容对于载体的关系,形式对于问题的关系,所指对于能指的关系,或者最终的灵魂对于肉体的关系……它们并不结合。
  如果在好的哲学以及好的诗歌中的“灵魂”与“肉体”并不意味其它什么,而只是它们的关系(这也是作为一种真理的关系,充分的关系),那么这些最后的诗句便不再说它们想要说的东西。而是它们仅仅是与它们的意义相对立着而被抛掷、被冲击——“去拥抱严酷的现实”。
  在这里,肉体并不以灵魂为外衣(在《彩图集》的文本中,兰波说它覆盖着“骨头”)。肉体并非一个外皮,可解读的或不可解读的(可撕开的或不可撕开的)。它并非灵魂的一种符号系统,也不是那个作为肉体的活力与意义的原则的灵魂。但如果它并非如此,那么在这一个“与”另一个之中获得真理是如何可能的呢?
  话语并不是真理的外衣,而真理也并不是萦绕着它们的不可言传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不再有更多话语!但正是在这里,真理被获得了,在透明的话语中,在每个词语“与”每个词语之中,在话语的边缘上,并且不再有更多的话语。
  “一个灵魂与一个肉体”:每一次它都是“一个”,每一次它都是独一的,并且每一次它都是“与”,每一次都通过一种包含着它自身的分离的联结而被绑缚在一起。其中的一个既不是另一个的意义,也不是另一个的真理。这“一个”并不是两者的意义。但真理轮流在每一个中被获得,“并且”在那里这一个与另一个在分离的同时都属于一个另外的东西。它们分离的事实并不指涉着存在着明显独立的两个“实体”。“这种”真理也不涉及表象的、哲学的以及诗歌的两个对立的实例。因为真理是一个,并且是唯一的一个。哲学并不是诗歌的灵魂,诗歌也不是哲学的肉体(但这却是在每种诗歌的、哲学的观念中都被强调的)。毋宁说灵魂“与”肉体:不再是通过自我呈示而完成的联结,既不是通过它自身,也不是通过其它方式。
   “这个(cela)”并不呈现自身,但这个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进入在场,从来没有停止达及“清醒的意识”。清醒的意识所遭遇的是,“灵魂”与“肉体”缺乏意义,既不是一起也不是分离:而是一起“并且”分离,它们构建了感觉(sense)以及所有感觉的界限。肉体并不是一种道成肉身:它并不跟从西方的存在论-神学的主要的动机,那也是主要的“诗学的”动机,截止到并且包括了“文字炼金术”,也是这种“有一天诗歌的语言能够贯通所有的感受”,在对“过时的诗歌”说永别时,兰波也是对这点告以永别。
  那并不是一个道成肉身的问题,因为那不是一个经由“感觉”的“精神”中介的问题。毋宁说,存在着一种双重的即时性,或者一种双重的“直接性”,既是灵魂的也是肉体的。这是为什么灵魂与肉体,在数以百万计的同一的或离散的命运中,“将被审判”。因此,正义的喜悦将是那种不能被任何它者估量的喜悦,这种愉悦超越了那种当正义被呈现给差异时带来的愉悦,在那里假想被悬置了,伴随着它的还有联结的幻象与完成。
  说“在灵与肉之中的真理”便是重复(然而同时也是打断它的本质的中介)感性学的以及爱欲的整个诗意-哲学的程序,这个从柏拉图一直到我们为止被发展的程序。灵魂和肉体不再是意义的、表述的、表象的本质关系的双重命名。它们所命名的是关系的缺席,或者说一种无限的关系的缺席。

  灵魂与肉体:兰波喜欢这个语段,这种联结,这种分离。他经常写它,并且他将它作为他最后的诗句并非是偶然的。兰波,在《彩图集》中的《沉醉的清晨》一篇中,促进了我们的理解,当他写道:“我们被创造的肉与灵”。肉体与灵魂是如此这般的被创造的存在。被创造的存在是有限的存在。它是这种生命的存在,这种对于“真正的生命是缺席”的实存的存在。但《地狱一季》的经验是导向未来的经验:“我将会祝福这种生命”。那是在有限的生命“之中”认出真理的经验,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完成的或意指的东西。
  (这种经验,这种思想,是唯一能够填充在最后的诗行与兰波的死亡之间的裂隙的东西。他会用所有这样的时间让这样的真理受到检测:生命并没有进入到它的真理一种幻象之中。在对他的信件的众多可能的引语之中,存在这样一些:“最终,我们的生命是神秘,是无止境的神秘。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存在?”,“很幸运的是这种生命是唯一的一个,并且那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另一个有着和这个一样多的厌倦的生命。”,“那些觉得重复那种生命是非常困难的人应该来这里打发他们的时间,学习哲学!”)
  作为被创造的存在的灵魂与肉体,也就是说除了被创造的存在并不是其它什么的灵魂与肉体,并不指涉着创造。它指涉的是创造者的缺席:只存在着被“创造”之物。在《通灵者书信》中,兰波写道:“作者,创造者,诗人,‘那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在这个时期,他想让那个人存在,即那个创造者、诗人、上帝。但到了《永别》的时期,他放弃了这一希望。创造者以他的方式看到肉体中的灵魂,因此那总是其自身的东西被他看到,并且那总是他的创造力量的象征的同一性,这种被作为真理而把握的创造力量。那是创造、诗艺(poiesis)自身,绝对的“作品”的绝对的创造,用真理看见并构思自己,那便是真理。被创造的存在,相反,独立地了解自身,一种除了它所依赖的事物之外什么也没有揭露的独立,或者毋宁说,它揭露了它依赖于“无(nothing)”。那是一种游移的独立。“然而竟没有一只友爱之手!去哪里求救?”被创造的存在将自身看做为一个灵魂与一个肉体的不稳定的、不透明的连接,在这个时刻没有对于彼此的幻象或者意义,而只有“拥抱严酷的现实”。
  作为它的最高的可能性,无限的真理获得了灵魂与肉体的离散(dissociation),以及美丽的表象的错位(dislocation):这不是死亡,或者说这不仅仅是死亡,并不首要的是死亡。不存在比兰波的语言、比他的舌头更少病态或者更有“活力”的东西。这是锋利的活力,并且这种陌异于自身的活力(“让我们接受活力的充盈与真实的温柔”),规定了那种有限的存在“是”无限的。不存在这种陌异性的减少,不存在“生命变异的秘密”。既不在哲学中,也不在诗歌中,不在这种总是将自身呈现为被变形的生命哲学的诗歌中:不再有变形:“凝血在我的脸上冒烟”。那正是“灵魂与肉体”这句话的血,面对面的。
  从那时起,便存在着永别,以及它的断言的未来。真理将会是它已经所是的东西,自身保持为不确定,总是在向着自身来临的途中:一个灵魂“与”一个肉体,它们确实承诺了一个实存以及“这唯一的生命”,但是它们并不会看见彼此也不会与彼此交谈。在这里没有“神秘”,而只是一种简单的被提供的证据(不通过中介),将其自身作为证据,而这在它的话语的简单的可见性与简单的可读性中是不可见的,灵魂与肉体。或者再次,正像其在《商籁》中说道的(诗歌自身……),同时也是在《彩图集》的《青春》一篇中:“在无形象的宇宙中亲密又分散的(discrète)人类”,整个《永别》已经在那里了,仍然在那里。

  这种真理将如何被获得?被获得但不会被呈现。既不会被再现,也更不会被赋予形象。也可以说是不可呈现的,但却不是作为一个“超越的”在场:相反而是作为从没有停止进入在场之物,作为让自身在这种来临中被获得之物,那使得它自身在它的财产的尚未到来中被获得。它将作为在爱中赢获的灵魂与肉体而被获得。但这是不同的“爱”。让我们重读《永别》的整个结尾:“还说什么友爱之手!一个不错的优势是我可以嘲笑陈旧的撒谎的爱情,羞辱那一对对说谎的情侣,——在下面,我已经见识了女人的地狱;——我将能够在灵与肉之中获得真理”。
   “陈旧的爱情”和诗歌以及哲学一起,在谎言中被捕获。对于此一个正像对于另一个,对于通过另一个的这一个,爱总是充盈的,正像知识、中介、眩晕的幻象。《彩图集》关系到的是一个“在本质的欲望与喜悦的时刻想要看到真理”的人。尽管在这里,并不存在欲望。未来并不是对于欲望的焦灼的预期,而毋宁说是对于到来的无论什么的温和的接受,作为一种慷慨,一种恩惠,甚至作为一种惊异:“我将能够在灵与肉中获得真理”。这种获得并不会产生回应了欲望的“满足。”真理只不过是个“女人”,像它对于哲学和诗歌所一直是的那样,并且尤为确定的,正像诗歌自身一直是对于哲学之灵魂而言的女人以及肉体。
  这并不是说这种获得不会包含愉悦,也不是说真理将会是男性的。此外,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无所差别的方式而得以解决。但在这种获得中,性别、爱将会在每一性别中,而这每一性别则是在已经存在“一个”性别之前的:它自身的二元性,它自身与自身的分离,这种是“此(le)”性别的“灵魂与肉体”,这种由《彩图集》中的一个文本所指明的总是双重的性别,在一头小鹿的身体中,用一种语义的以及性别的模糊性的证据:“你的血液跳动在腹部,在那里沉睡着双重的性别。”在那里有着双重的沉睡。
  爱将是双重的,双重地作为有限的真理被享用的场所:在一个灵魂与一个肉体中。爱将是双重的,双重地作为没有场所的场所,在那里灵与肉触及彼此。它们触及彼此,它们并不结合,也并不意指彼此。这并不是那种爱,那种凭借着肉体的中介而将自身升华到灵魂的高度的爱(在柏拉图那里,在所有哲学那里,在所有诗歌那里),因此那并不是回到自身的爱,在自身中占有愉悦的爱。正像兰波在《地狱一季》中写道的:“爱必须被重新发明,那是显然的”。真理将会被获得,但它不会获得“它自身”。它将会在灵与肉中被获得,这是我的灵与肉还是另外某个人的并不重要,或者它是哪种性别也并不重要:因为“我”,这拥有者,将总是会终结这种获得。“我呀!我曾自称魔法师或天使,抛开一切道德;我今归于土地,带着未尽的义务去搜寻,去拥抱严酷的现实!”我将会被真理占有,被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的陌异性占有,没有中介,没有知识,没有形象。
   拥有者将会享用,但他也将被享用:“啊!耻骨正在被开掘,心在呻吟,胸膛燃烧,头在轰鸣,夜晚在我的眼中旋转,向着太阳!”,这是他在一份草稿中写的诗句。而在《永别》中则是:“苦涩的夜啊!凝血还在我的脸上冒烟……精神之战的严酷绝不亚于人间争斗”。
  是否仍然存在一个享用词句的“诗人”?存在着从他那里可以获得愉悦的词句,这最后的词句。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捕获:真理并不回到自身,也不会回到任何“我”。但这种“非回归”从未来而来,这种无限的不可居有便是真理。那便是“永别”的真理。当这独特的真理在彼此间被获得,灵魂与肉体,爱人们,诗人与词句,便向彼此告以永别。而这将不再是“陈旧的”、“欺骗的”爱。
  但那并不是死亡。(“因为爱与死亡是一回事儿”,像自从龙沙以来,哲学与诗歌所一直重复的那样。)“死亡之友”在《永别》中是让人“嫉恨”的。这并不是作为一种不可能的铭写而被欲望的死亡,被作为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的满足而被欲望的死亡,并且作为传达的否定性而被欲望的死亡。它是一种确认与愉悦,正在来临中的未来的愉悦:“此刻正是午夜。那么让我们尽情享受活力的冲击以及真实的温柔。黎明时分,我们将以炽热的耐心,进入灿烂辉煌的城市(cities)。”
     这些城市是现代的。“回归土地”的“农民”将会进入这些城市。在那里,灵魂与肉体将会是火焰与污泥,结合或者分离,作为现代世界的光彩与污点(“火焰与污泥点染的巨大城市。”;兰波在之前写道:“对于淫秽的巴黎什么是重要的?你的灵魂与肉体,你的毒药与烂衫?”)城市是现代的、双重的、分离的真理,并且这正是提供给它自身的东西,正是正在到来的东西以及让自身被获得的东西。有限的真理,无限的有限,在那里未来剥夺了自身,不会让任何东西被认识,不会让任何东西被看见。做个现代人便是要处在这种并不包含自身的解决的此种真理的边缘上。
  这并不意谓着不需要革命。正是在《永别》之前,问题被提出了:“我们何时才能超越沙滩与群峰,去迎接新的土地、新的智慧的诞生,为暴君、魔鬼的逃亡,迷信的终结而欢呼——成为最初的使者——迎接人间的圣诞!”然而革命要求一次守夜中的永别以及坚持“迈出的步伐”,在这个守夜中关于明天没有什么会被感知到,没有什么会被知晓,只是知道那是自身是最后的守夜,在那里歌唱会死去,在那里话语到达了它们的终点。明天,守夜的人将会被黎明所享用,被让感觉到达自身的有限的实存的愉悦所享用,而这并不伴随“想象”以及“记忆”。

  但如果我说它是一种愉悦,如果兰波通过在《醉舟》中(“噢!无数的金鸟,噢!强劲地来临”)重现发现一个词语以及一种未来而说出它,那么还需要说诗歌的最后话语仍然是诗歌吗?在早一点的地方,城市自身已经是“神圣的至高的诗歌”。那么需要说谎言延伸到了未来吗?
  显然地,从逻辑上来讲永别的话语也是诗歌的话语。它又怎么会不是呢?很明显地,它们是哲学的话语,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果它们不是的话,我们也不会那样阐释它们了。但是在这里,阐释触及到了这一点:灵魂与肉体并不互相阐释彼此,并且它们没有为在它们中离散的那种绝对的、未来的真理储备“内容”或者“意义”。阐释影响了话语自身。
  兰波(无疑所有伟大的“诗歌”)并没有通过谜团或神秘的方式(诗学中哲学的超决定论的浪漫密码)反对阐释。他是通过话语反对它,通过耐心地将其带到边界之上,通过残暴地将所有词句呈示为赤裸裸的:“因为可以说我已经赢得胜利:切齿之痛、熊熊怒火与病态的叹息都归于平静,所有不洁的回忆都随风而去……精神之战的严酷决不亚于人间争斗:而正义的幻影只是上帝的自娱。”
  在《文字炼金术》中所说的“文字的幻觉”以及“元音”的“潜在的诞生”遭遇了审判:词语死了,诗歌的生命遗弃了它们,它们被暴露给死亡之物,被死亡之物所吞没,因此充满艰辛地活着,不可承受的在场,在那里,在没有把握的同时,兰波用他的话语快速地把握。
  不再有话语(plus de mots)!我将死者埋在我的腹部。大声叫喊,敲起锣鼓,跳舞,跳舞,跳舞,跳舞!我甚至无法知道白人登陆的时间,我应该跌进虚无。
  饥饿,干渴,叫喊,跳舞,跳舞,跳舞,跳舞!
  最终灵魂与肉体,这种边界-话语说着这边界,在这边界之上话语以及一般的语言得以被形成。语言是灵与肉的媒介。而最后的话语悬置了这一媒介。灵与肉中的真理是语言的真理,在其中它已经不再属于语言。真理不再允许自身被诗意化。那是不可能的语言,从语言以及幻象中被劫夺的语言,耗尽了语言的语言,消逝的、出生于耗尽中的句子,它仅仅表达一种语言的怪物,一个除了其自身什么也不是的名词,它的声音并不言说。“我的伙伴,求乞女孩,小魔童!对于这些不幸的女人,这些阴谋与我的困窘,你是多么漠然。用你不可能的声音将自身与我们相连,你的声音!这肮脏的绝望的唯一希望!”
  最后的话语之边界,永别这条边界,它们自身分给它以它们的强力、它们的魔力、它们作为语言的感觉的边界,和那条在其上灵魂与肉体背离彼此、不再接触彼此的边界是同一条。它与那条诗歌与哲学在其上欲望彼此、确认彼此的同时也排斥彼此的边界是同一条,并且它也与那条在其之上话语的可能性,“说话”的可能性将自身与它所言说的尚在到来中的东西相分离的边界是同一条:真理。
  最后的话语:让我们不要再试图判定它们是否是诗歌、哲学或者是这两者,无论如何,它们并不是来自于另一种语言。它们“已经”严格地是它们将是的东西:不再有话语。它们是它们将是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是它们完全不是的东西,并且这话语是(也许将一直是)某种并非话语的东西。最后的话语是话语的最终的可能性的话语,同时也是最后的、最高的、最小的话语的可能性。它们是“尚在来临中”的话语:永别的无限的或者有限的来临,从其中它们到来,向着我们走来,让自身被宣布、被阐释、被歌唱、被触及。“它是爱,是完美的、重新被发明的尺度,是非凡的、出人意料的理性,是永恒:致命力量的心爱的机器。”
  但是是在这种未来“之中”——在这种尚在到来的永恒之中,真正的永恒之中,因为它从时间之外而来,它来到外在于时间的时间,从这时间之外中时间被编织——话语还没有产生。话语来自于话语尚未被使用的地方,在那里既没有作为幻象的话语,也没有作为意义的话语。不再有话语了:总是更多,从来都不会更多。

“终于找到了!
什么?永恒。
那是与沧海相融的
太阳。”

  在这之中并不存在诗意哲学的不可言说的神秘。没有什么是不可言说的。首先,兰波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一切都进入话语,进入话语的终结。这是为何永恒一直无止境地在永别中,作为永别而被重新发掘。因为这来自于话语所谈及的另外的地方,而在谈及它之时,每一次都使得它从更远处而来。如果“诗歌”意味着再注册(réinscrire)这种外铭写的意志,那便需要对诗歌告以永别。
  但是如果诗歌并不意味着这一点,如果它不再“希望”说什么(不会再次希望去表达神秘、隐秘或无论什么),但却仍然在说,在说它的最后的话语,那么它说的便是:永别。

   “灵与肉”:这是统一体,是完美的体系,它联接了外在与内在,它处与此地;这是在它们完美的相互性中的活力与道成肉身。但那同时也每次都是在这“与”中的时间点,在那里结合被悬置了:废黜了诗歌。
  由于这些话语的分享,由于它们的联结/分离的开始,诗歌与思想便是表达它们彼此的无限的意志,便是一个与另一个交替的肉体与灵魂。永别将它们固定在了分享的点上:这一个与那一个处在它们由之到来的场域的边缘上,无尽地到来,并且从没有到达这个边缘之外的地方。这是某种并不会超出话语之外的东西的边缘,作为宏伟的、崇高的语言的另一种类型,也不会采用一种不可言表的沉默的方式,而可能是某种像是这个“物”的东西(“物自身”,为什么不呢?),那个真理独自占据的东西,并且在那里它被获得。这不再是诗歌或者哲学的问题。这是话语的另外一种呈示。诗歌敞开着。
  “在灵与肉中获得真理”是最丰富的、最简单的词句,但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包含了语言与思想的所有秘密,诗歌与哲学的所有秘密,艺术与爱的所有秘密。通过这些词句,一切都被说出了。兰波并非偶然地选择这些最后的词句作为永别的决定性的词句。但他将它们转向未来,他将它们展露给它们的根源,展露给词句的终结,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
  “我再也无法说清自己,就像乞丐无从解释他们念诵的《天主经》、《圣母经》,我不再能说话了!”——令人费解的祈祷。
  总而言之,兰波在不再谈论它并且也不再言说的同时,谈及了一个人能够任意地将物、真实与存在所称作的东西,谈及了我们将不会命名也不会通过话语外铭写的东西。说“灵魂与肉体”便是说这种“真实”,在其中它不能够被居有,甚至在它的财产中也不能。谁享用了灵魂与肉体?二者中的哪一个又正在享用另一个呢?但是享用也便是被它们的分离的独一愉悦所充实。
  永别是词语对词语的永别,是它们在这种分离中的外铭写。词语正像它们开始那样终结,正像它们将会开始的那样终结:在词语之外书写它们自身,在物中,在真理中,它们书写的反面。那依赖于正在书写的东西,总之,它在无尽地总结,正像它必须的那样,而“兰波”便是这种必然性的知识——通过它自身,回到自身,外铭写自身。
  在这边缘上,一个人听到了永别。但这永别有着唯一的任务,即将我们运送到这个边缘,并且永远不会是另一个边缘:不存在什么需要跨越的东西。“诗歌”意味着一条向着“新的花,新的星,新的肉体,新的语言”的通道。在这个边缘上,正相反,我们被暴露给了正在来临的词语,依然是陈旧的词语,它们并不是从任何词语而来,也不会将我们领向任何其它的词语。但它们是从有限的实存的未来而来,并且由于这点,它们是从那多亏了“我将能够获得真理”的这种自由而来。这种真理正在“前行”,在带给我们最后的话语中,这些一直是最后的话语,它“将”要把我从言说中解放出来。我不再能说话了:这发生了,这仍然在发生,一种令人费解的祈祷。
  兰波所写的最后的文字(写给法国邮轮公司的经理的信,马赛,1891年11月9日):“我完全瘫痪了:因此我希望早点登船。请告诉我我应该在几点钟被运上船……”。
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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