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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生:巴塔耶:何为作家,抑或何为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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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4-02   主页:

张生:巴塔耶:何为作家,抑或何为诗人?

        对于“何为作家”或“何为诗人”这样的问题,每个时代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作为一个思想家,巴塔耶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客观上需要他回答这个问题,更因为他本人就既是作家又是诗人,对此也早有体验和思索,故他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别具一格。
  如巴塔耶虽说作家或诗人要写出自己的“内在经验”(l'expérience intérieure),但却与同时代的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主张作家“自动写作”以描摹潜意识及梦幻有别,因为后者认为,在写作中作家或诗人只是一个不应有情感也不应有理性的媒介,“我们没有搞任何渗透活动,我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过是充作麻木的接受器,容纳了那样多的回声,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记录仪,但所画下的图表并不是靠了催眠术。”而这与巴塔耶对作家或诗人的期望是不同的,事实上,1929年12月,布勒东在《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还对巴塔耶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同时,尽管巴塔耶也要求作家对同质性的社会进行批判,但却又与萨特等存在主义者明确强调文学的“介入”(l’engagement)功能,要求作家承担社会良知有异。他更与秉持结构主义的罗兰.巴特对作家的观点不同,如他在谈到作者时所讲的以“零度写作”为由,希望作家在写作中尽可能克制自己的情感与政治倾向性,并且直言文学的完成不仅有赖于作家的写作,更需要读者的阅读,借读者的诞生以宣称“作者之死”(la mort de l'auteur ),“人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其实在的原因便是,写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写作,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相较而言,巴塔耶并没有像罗兰.巴特和超现实主义者那样试图取消写作中的作者的存在的重要性,也不像萨特那样坚持强调作者的“理性”或“介入”的作用,而是坚持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对其进行解答。当然,这其中既有明晰的一面,也有复杂的一面。

一、内在人格的孩童性

  首先,巴塔耶认为作家或诗人都是长不大的孩子,虽然他们的外貌与成人无异,但却始终不能摆脱自己与生俱来的“孩子气”或“稚气”(l’enfantillage),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写作中,他们都像儿童一样任性,随意,蔑视或者忽视成人世界的道德,特立独行,甚至倒行逆施。而正是这种孩子气,方才使他们异于常人,成为他们之所是的作家或诗人。巴塔耶将这种孩子气称之为“孩童性”(lesparticularités de l’enfant)。而正是因为这种孩童性,才让作家们始终保持一种天真无邪的状态,使其能够以孩童的眼光来看待他所生活的这个“成人世界”,从中发现其悖谬之处或被他人视若不见的地方,这也是文学之所以会始终存在并令人惊异的原因。显然,从表面看来,这个观点并非巴塔耶所独有,如很多人就认为诗人之所以成其为诗人,就因为他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甚至有的人还以孩子天生就是诗人来反证这个说法,但为何其仍然是巴塔耶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其关键即在于巴塔耶对孩童性的理解和定义不同。
  若要理解巴塔耶的孩童性,就必须对其有关世界的划分的理论予以把握。他认为就人来说,世界可分为“动物世界”(lemonde animal),“世俗世界”(lemonde profane)与“圣性世界”(lemonde sacré)三个维度。在人类社会成形之前,人与动物一样,是存在于动物世界之中的,此时的人与动物并无区别,而“动物在世界中犹如水在水中”(L’animalest dans le monde comme l’eau dans l’eau),人所具有的也并非是日后才具有的“人性”,而是“动物性”(animalité,或译兽性)。这种动物性就是一种“内在性和即时性”(l’immanenceet l'immédiateté),它没有外在的时间性,只追求自身欲望的当下实现,并且其对死亡无动于衷。而随着劳动的引入和工具的制造,人逐渐进入主客体分明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世俗世界,也被称为实践世界,它首先通过对人的动物性的否定,建立了一系列基于性欲,排泄与死亡禁忌之上的道德,促成了人性的形成,同时,为了尽可能的延长生命,它工于算计,奉行生产原则,以为保证生命未来的生存和繁殖,并因之否定了欲望实现的即时性并设法将其延迟。这就是世俗世界的法则。与此相关的就是圣性世界的出现,这个世界是对世俗世界的否定,因为世俗世界为了将来的生命劳动,却将当下的生命物化和手段化,这对作为具有神性的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为了获得自己的至尊性,他们通过对各种禁忌的越界而重新回返到曾经被世俗世界所否定的那种动物性的状态之中,然而,这个他们所欲回返的动物性的世界却并非动物世界,而是具有动物性的圣性世界。在其中,他们终于得以重温久已压抑的动物性,并体验和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进而获得瞬间的至尊性,放下了身上的重轭。而巴塔耶的文学观即与他对世界的这种理解有关,他认为,文学就是经验死亡,就是回返蕴含有动物性的圣性世界之中。而作家或诗人显然就是能够引领我们回返到那个具有内在性和即时性的世界的人,或者其本身就是这样的通路。
  故巴塔耶所说的孩童性就是那种已经被世俗世界所否定和遮蔽的动物性,正是通过这种动物性的存留,方使一个作家或诗人有能力保持与圣性世界的神秘的联系。“‘这是孩子气的’或‘这是不严肃的’,是相同的命题,不过,说到孩子气,我们开始都有孩子气,绝对如此,毫不勉强,甚至应该以最出乎意料的口吻说:人类在初生状态下就是这样(以孩子气)表现其本质的。”而这种孩子气就是动物性。虽然作家或诗人已然为人,但其依然沉浸于无善无恶的动物性状态之中。他们始终未把社会已有的道德规范放在心上,并秉持直接与任性的特点,以追求欲望的即刻实现,且从不因考虑未来而对当下的生活进行算计。显然,这种动物性在人之初时是生而有之的人人皆享有的品质,但随着个人的成长,在社会的规训及“人化”下,大都被成人世界所压抑甚至泯灭。而作家或诗人,就是那些身上还存留有这种动物性的人,或者是有勇气将其唤醒并展现出来的人。这就是巴塔耶对作家或诗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看法。这与我国明朝学者李卓吾所主张的“童心说”有近似之处,但李所提倡的“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的“童心”还只是道德性的要求,其与成人世界的道德规范本质上并无不同,只是相对更为纯洁而已,这与巴塔耶将孩童性直接和具有圣性或神性的动物性挂钩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观点出发,巴塔耶对一些作家和诗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分析,从中发现了他们所具有的孩童性的特点。如卡夫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他的一生中,与父亲的争执或冲突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巴塔耶认为,这种争执的本质其实就是卡夫卡希望父亲能够对他的孩童性予以承认,并且希望父亲不要以成人社会的规范来要求他。“卡夫卡性格的奇特之处,在于他主要是希望他的父亲理解他,体谅他看书时和后来从事文学写作时的孩子气,在于他没有把他从童年开始就和本质的东西,和他的内心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抛在唯一的不可毁灭的成人社会之外。在他看来,他的父亲就是个专横的人,只注重有效行动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卡夫卡本人也在一封没有寄出的给父亲的信中承认了自己这个成人的孩子气,而且,他强调自己不仅是一个忧虑的孩子,还是一个很“固执”的孩子。既是孩子,同时还很固执于自己的孩子气,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特点。而对于卡夫卡来说,对于自己的孩子气的维护正如同对于自己的写作的坚持,因为倘若不维护自己的孩子气,就不可能有写作的动力和参照,也就不可能发现成人世界的悖谬之处,所以,他认为自己只有在死去之后才有可能最终与父亲和好。并且,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甚至不愿意成为父亲,因为父亲恰是成人世界的代表。由于卡夫卡不愿意成为成人,或成为成人世界的一分子,为此,他解除了两次婚约。同样,巴塔耶认为诗人波德莱尔也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看待世界的立场也是未成年人的立场。在谈到威廉.布莱克的时候,他更为直接地指出了这一点,“一个诗人的一生,如果完全与理性一致,那就不符合诗的真实性。它至少具有顽强性和激烈感,不然诗就是残缺的。在世界上,真正的诗人像个孩子:他可以像布莱克或孩子一样,拥有无可否认的见识,但是政府的事务不能委托给他。诗人永远是未成年的人。”这是因身为孩童的诗人并不是总是与理性的的法则一致的,他的孩童性使他常常要打破或不考虑理性的存在,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处理成人世界的政治事务,自然是不可能的。我国朦胧诗人顾城1981年写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其中的诗句就直接袒露了他的“任性”的“孩童性”的一面,如“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而这首诗的结尾几乎像是他的自我宣言,“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当然,他最后的悲剧性结局,也应与他的“任性”的“孩童性”有关。
  当然,巴塔耶如此强调作家或诗人的孩童性,只是为了表明他们是“异质性”的和不可规约的存在,还没有被或无法被我们这个理性化的社会完全驯化。而正是通过其所具有的孩童性,他们把我们来自于动物世界的黑暗的秘密泄露了出来。如巴塔耶指出,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凯瑟琳(Catherine)和希斯克里夫(Heathcliff)的爱情如此让人难以接受,就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表达感情的方式来自于童年的动物性。他们两人一起构建了“孩童的绝对至尊的王国”(leroyaume absolument souverain de l’enfance),即那个还不知善恶为何物的“动物时期”,那时的他们是亲密的,友好的,不分你我的。但之后希斯克里夫之所以要报复凯瑟琳,就是依然执受在童年状态的他认为已成长为“人”的凯瑟琳背叛了这个王国,当然,同时也背叛了他,因为凯瑟琳此时衡量他的标准已然“成人化”或“社会化”,在其眼里,他的卑下的身份是不可能与自己结婚的。显然,巴塔耶认为,勃朗特能够写出这样的故事,是与她本人所具的童年性密不可分的。
  巴塔耶对孩童性的推崇也与尼采对孩童的推崇有关。后者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指出精神的三种变形依次由负重的骆驼变为“我意愿”的狮子,再一变为小孩,而尼采之所以要让强力的狮子变成小孩,是因为“小孩乃是无辜和遗忘,一个新开端,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种原初的运动,一种神圣的肯定。”显然,小孩的没有心机与稚朴天真,无用的游戏的天性与按自己的意愿自我运转的能力,及其所体现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最为本原的运动的展开,以及所体现的那种神圣的对生命的肯定,同时还有其所意味的新的可能性,都是尼采看重的品质。而这些特点同样也是巴塔耶赋予自己的孩童性的特征,他甚至比尼采还要推崇孩童性,认为孩童体现了获得至尊性的“机运意志”(la volonté de chance),“权力意志是狮子,那么机运意志不就是孩童吗?”

二、生活方式的耗尽性

  作家或诗人除了将自己的孩童性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之外,这种独特而强烈的孩童性,对其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方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正是这种孩童性,使他们在面对成人世界时,常常会坚持己见,任性而为,并以自己(孩童)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而不是以社会也即成人世界所认可的正当的方式生活。因此,巴塔耶指出,不管作家或诗人有无职业,他们大都是一些“耗尽性”的人物,或者说,这些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特立独行不说,还总是呈现出一种“耗尽性”的特点。
  “耗尽”(laconsumation)是巴塔耶所建构的“普遍经济学”(l’économie générale)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指将财富用于非生产性的领域的消费而不是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其与巴塔耶早期提出的“花费”(dépense)的思想基本相同,指那些用于非功利性的或“无用的”活动之上的消费,如奢侈,战争,游戏,祭祀等。两者所不同的是花费所消费的财富是“注定要丧失”的部分,突出的是其发生的不可避免以及无意性,而消耗则属有意为之的行为。而这部分注定要丧失的财富巴塔耶又称其为“被诅咒的部分”(lapart maudite),因为这部分财富是应该“下地狱”的东西,即注定要“损耗”或“丧失”(la perte)的。
  从这一角度入手,巴塔耶对作家或诗人的生活方式做出了全新的观照和独特的阐释。如果把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人都视作具有生产性的人力资源,则从理论上每个人的志业都应服务于以生产性为基础的这个“同质性”(l’homogénéité)的社会的总的目标,即我们不仅应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人,还须把自己投身于社会认同的功利性的事业中去。而巴塔耶认为,作家或诗人却是试图或敢于违反这一规则的人,他们大都不仅不愿意服从这个同质社会的生产性原则,反而把自己用于非功利性的目标,自愿或者被迫成为这个社会无法整合的“异质性”(l’hétérogénéité)的部分,即与生产性的目标相左的非功利性的耗尽密切相关的事物,如“人群,军人,贵族和贫苦的阶层,不同类型的暴力个体或者至少所有的那些拒绝规则的人(疯子,带头大哥,诗人,等等)。”换句话说,与那些用于花费的东西一样,作家或诗人也成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被诅咒的部分”,他们注定了是要受这个社会所“诅咒”的人,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注定要牺牲的“财富”,或要“损耗”的人。当然,这里的“损耗”并非是要让作家或诗人死于非命,而是其主动或被动的成为正常的生产性社会所无法吸收的异质性存在,从而脱离了有用性的规则所控制和限定的范围。而作家或诗人对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生产性的规则的反感乃至批评,不仅是他们的作品所要批评的对象,也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如上文提到的卡夫卡与父亲的冲突就有这个原因在内。巴塔耶指出,卡夫卡的父亲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成人世界的,也即世俗世界的,同时也是生产性世界的道德法则,那就是希望儿子从事具有功利性的职业,即“有用”的职业,并获得世俗认可的成功,而这样的成功在当时只能是来自商业法律和军事领域。卡夫卡虽然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并在保险公司从事法律工作,但却一直心猿意马,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舞文弄墨上,并将文学作为自己唯一的职业。因此,他反而把自己保险公司的职业变成了“副业”,且时时想放弃这一岗位。而他的这种任性的,非功利性的,甚至在常人看来是不务正业的行为,自然会与作为“常人”的父亲对他的期望发生矛盾。终其一生,卡夫卡本人也就因此生活在与父亲之间的巨大的矛盾之中。
  巴塔耶认为,这一幕同样也发生在诗人波德莱尔身上,而且表现的更为突出。因为波德莱尔不仅“不事生产”,他还在生活中放浪形骸,恣意消耗金钱。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明确的意识到了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推崇的生产性的价值观对个人的控制和约束。他认为人们为了摆脱时间带给生命的压力,除了工作和享乐别无它法。两者相互对立,且引发的后果也不一样,因为,前者增强人的力量,后者则消耗人的力量。所以,前者往往被认为是向上的倾向于上帝或善的活动,后者则被视作向下的倾向于撒旦或恶的活动,而我们不得不在这两种活动之间进行选择。巴塔耶指出,波德莱尔的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因为他是从经济上也即生产与消耗的关系上出发来进行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很有道理的。而他对生产与消耗的经验则是历史的经验在其身上的一种体现。不过,虽然波德莱尔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自己也的确常常屈服于工作法则,决定去赚钱,可在生活中他却并没有及时付诸实施,而是时常延宕对于生产性的工作的追求和依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波德莱尔的内心,他并不认同这个生产性的同质社会的道德法则,而宁愿成为其异质性的存在。正如他本人所言,“我好像总是很讨厌这种事,即做一个有用的人”(Etreun home utile m’a toujours paru quelque chose de bien hideux)在这里,波德莱尔所谓的“有用的人”,即是符合生产性的道德规范的人,或者说是能够从事生产性工作的人。而对这样的人的鄙弃,则表明了他更愿意做一个没有“用”的人,即耗尽性的人,乃至成为被父亲所“诅咒”的人。
  其实,不只是作家和诗人具有这样的耗尽性的特点,作为社会异质性存在的艺术家也不例外。如画家梵高在自己放弃做一名在一般人看起来前途无量的画商而从事几乎毫无致富希望的绘画时,就受到了自己的父母乃至同事的非议,而即使他本人,也很难对这种思想视而不见或甘之若素,因此,在他辞职开始画画之后的人生中也因接受弟弟提奥的供养始终内疚不已。其原因也是他自己所乐意为之的耗尽性的生活与当时的社会所奉行的生产性的道德法则的冲突。当然,这与其作品日后得到承认并得以卖出天价并不矛盾。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个时候他的作品已与他本人无关。
  但是巴塔耶也认为作家诗人艺术家等他们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具有耗尽性的特点,其实在自己具体的工作中也有耗尽性的特点。他们在工作时无不竭尽所能,勤奋异常。这就是晚明文人张潮在其《幽梦影》中所谓的“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而巴塔耶的这个观点也受到了尼采的影响,后者曾谈到天才或艺术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挥霍无度”:

  天才—--在创作中和行动中——必然是个挥霍无度者:耗尽精力,是他的伟大之处……自我保存的本能仿佛被弃置;汹涌而来的力,其巨大的挤压禁止他保存任何这样的小心和谨慎。有人称之为“牺牲”,有人赞扬他这方面的“英雄主义”,即他面对自己的安康漠不关心,而献身于一种观念,一件伟大的事业,一个祖国:一切都是误解……他汹涌而出,泛滥无边,消耗自己,损伤自身,——带来的厄运后果严重,而且不由自主,就像一条河流,不由自主地决堤奔腾。

  显然,尼采对天才及艺术家的这种评价与巴塔耶对文学家所具有的耗尽性的评价是相似的。正是因为作家或诗人对耗尽性的认可,他们也常常有意或无意地以此为自己的文学立场,对社会现实进行批评。如巴塔耶对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分析就指出,作家们实际上批评的是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性的实质,而希望挽留的是封建社会的那种以耗尽为荣的体制和文化。这个观点也与他的耗尽思想密切相关。

三、精神追求的至尊性

  作家或诗人所具有的孩童性给予其通达圣性的动物世界的可能,令其天真而任性,勇于或乐于以自己所认可的方式生活,而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所具有的耗尽性特点,又使其能够既经验世俗世界,又不被其所困,而这恰好让他们最终得以获得“至尊性”(la souveraineté)并呈现出至尊的面貌。简单地说,在巴塔耶看来,作家或诗人就是拥有至尊性的人,甚至,他们就是至尊(le souverain)。
  至尊性是巴塔耶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虽然与这个词所蕴含的“国王”,“主人”等义相关,但更重要的指的是拥有国王或主人地位的人所具有的那种可以反对“奴役和屈从的方面”(l’aspectservile ou subordonné),即其所具有的不可剥夺的自主性,它发源于原始部落,在封建社会成型,而王权和教权就是藉此形成,虽然,它是一种等级制度或形成了等级制度,但它更是一种谁也无法垄断的“价值”或品性,人人可以享有。据此,巴塔耶声明,“但是,进一步说:在本质上,至尊性属于那些占有和从来没有完全丧失被归之于诸神和“显贵”的价值的所有的人。”同时,巴塔耶指出,至尊性的最重要的要素是其所具的“超越有用性的消耗”(laconsommation au delà del’utilite),其次,是至尊性中所特有的对“奇迹”(lemiraculeux)的向往。而这两个要素既是至尊性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获得或者实现至尊性的重要途径。
  所谓“超越有用性的消耗”就是对生产性法则的鄙视,指对资源或财富的消费并不以功利性目标为目的,即不追求物质回报的消费,是非生产性的花费。对于作家或诗人来说,他们的耗尽性的存在方式本身就已经显现出了这种至尊性的特征。如前文提到的波德莱尔和卡夫卡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期望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就是此例。而这种冲突的背后其实就是到底是接受被奴役的生活还是过自主的生活问题,所以,巴塔耶明确指出,对于一个从事文学的作家或诗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即保持至尊性,“我认为,从事文学写作只能是一种至尊的作业(une opération souveraine)……从事文学写作,就是要颠覆奴性,如同颠覆所有的可以想像的间接肯定法,它就是说至尊的语言,这种语言来自人的至尊的那部分,它也向至尊的人类讲话。”从这种立场出发,巴塔耶还批评了萨特的观点,因为他在对作家冉奈(JeanGenet)的研究中对后者所显现的封建社会的浪费风气进行了谴责,这恰好显示了他的对生产性的“消费社会”的热衷以及对苏联式的“多产社会”的迷恋,这种思想所暴露的正是他对生产性的也即奴役性社会的尊崇,以及他对作家所追求的至尊性的忽视。如萨特对封建社会的作家的生活方式是持有批评态度的,“(作家相信自己是贵族阶级)由于贵族阶级以寄生为特征,作家就选择炫耀寄生现象作为生活方式。他将成为纯粹消费的殉道者。我们已经说过,他不以为使用资产阶级的财富有什么不合适,但是使用的条件是浪费,就是说把这些财富变成非生产性的,无用的物品;不妨说他焚毁这些财富,因为火使一切变得纯洁。另一方面,由于他不是始终腰缠万贯,可他又得活下去,他就为自己设计一种奇特的生活,既挥霍又勤劳。”但萨特的这种对作家的生活方式的负面的看法正是巴塔耶所要批评的观点。他直言,萨特之所以会对作家的生活状态的矛盾性感到困惑,是因为“萨特不能公正地理解无用的消耗(laconsommation inutile)正好是与生产相对立的,就像至尊与下属,自由与奴役是对立的一样。”显然,巴塔耶对萨特的见解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眼里,对“有用性”的蔑视与消耗,即对“无用的消耗”的重视和实践,正是作家或诗人为了从奴性的生产与劳作中摆脱出来,成为至尊,获得自由状态的必经之途。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要素就是对“奇迹”的追求,巴塔耶认为“奇迹”的背后多含有神性(ledivin)或圣性(lesacré)的因素。因此,他所谓的“奇迹”,就是那些“不可能,但却发生了”的事情,其本质则是对死亡的否定。因为死亡可以说是针对人的最大的诫命,不管是各种禁忌对人的动物性的着意隐瞒和掩盖,还是明确的“不准杀人”的道德戒律,以及生产性社会的建立和保持,其实都是为了延续生命和逃避死亡而设置。因此,追求“奇迹”就是对总在临近的死亡的否定,它既体验死亡,同时又在死亡中逃脱,以在瞬间获得不期而至的至尊性。因此可以说,作家或诗人就是追求“奇迹”的人,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探索,在生活中也同样勇于“冒险”,以触碰死亡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各种禁忌的底线。如萨德侯爵不仅在自己的小说中如《朱斯蒂娜》和《索多玛的120天》中对各种非正常的性行为的描写,在个人生活中同样对各种社会禁忌进行了挑战,这也是他之所以获罪被囚的原因之一。而法国大革命期间,正是身陷囹圄的他刺激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
  巴塔耶在谈到善和恶的区别是指出,对于人类来说,会有两种追求,一种是消极的,否定性的,希望能够追求生命的延续,即生命的长度,而这就是善。另一种则是积极的,肯定的,想追求生命的“强度”(intensité),而消耗性的至尊性就是对人生的“强度”的追求,可这却被世人当成恶。“可能就像强度确定了价值(这是唯一肯定的价值)一样,持续的时间确定了善(这是在道德中所提出的普遍的目标)。……价值自身的原则,是想要我们走得‘尽可能远’(leplus loin possible)。”而若要走得“尽可能远”,则必然会触碰社会道德规范的底线,乃至触碰隐含在其背后的死亡的禁忌。但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相对于愿意延长和保存自己生命的人,敢于挑战死亡以追求人生的“强度”的人总是很少。而在巴塔耶看来,作家或诗人就是希望把自己带到尽可能最远的地方的人,也即愿意和勇于挑战死亡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远方的经验”带回给大家,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文学作品中而不是在生活中走的尽可能更远一点,以分享作家或诗人的至尊的体验。为此,巴塔耶特别讲到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和作家米什莱(JulesMichelet)的一则轶事来说明这一点。米什莱在工作的时候,每当他笔端滞涩,他就会步出家门前往一个小教堂。然而他到这个教堂里去并不是为了通过祷告来祈求灵感。因为这个教堂并不是一个干净整洁庄严肃穆之地,相反,里面“臭气熏天”,让他感到厌恶和恐惧。但是,他进去后,反而强迫自己深深呼吸其中的难闻的味道,以“尽力接近了他所惧怕的对象(l’objetde son horreur)”,让自己尽可能“最远”或深入的触碰到自己所恐惧的东西。而让米什莱所恐惧和厌恶的味道一定是和生命腐烂与死亡的气息相近,或者让人想起与死亡的气息。他之所以贴近并呼吸这种气息,目的就是为了触碰死亡,体验“奇迹”,也就是追求至尊性。
  实际上,巴塔耶谈米什莱的写作轶事的目的和谈波德莱尔放荡的生活一样,其目的都是为了证明或者说明这些作家和诗人的耗尽性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对死亡的体验和追求。或者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包含着两面性,生产性使他们维持自己的生命长度,耗尽性使他们得以直面死亡,以及与此相关的污秽,禁忌等,也即增强生命的强度,以经验至尊的愉悦。

四、总结

  综上可知,巴塔耶对作家或诗人的独特的看法,就是他认为作家不仅创作虚构的作品,还将自己也创作为作品。作家就是据有自己的孩童性,自己在体验那个圣性世界的同时,把自己的经验传达出来。如他从卡夫卡的“孩子气”入手,解释了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的特点,《城堡》中的K和《审判》中的约瑟夫K是孩子气的任性的,同时他们都苦于权力机构的没有效率,而巴塔耶认为,这恰是卡夫卡有意为之,因为“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不存在至尊的事物:那就是权力的效率是没有的,而权力的效率就是行动,就是未来的优先性在现在的时刻之上,就是承诺之地的至高无上。”显然,文学是表现“恶”的,而这种“恶”是“超道德”,这也是与尼采相近的观点。但在巴塔耶看来,这种“恶”其实就是人的动物性,是不可消逝与无法抹煞的孩童性,它表面上是对现有道德的挑衅,其实是对死亡的品味与否定。而作为永远抱持孩童性的作家或诗人,他们有权利不承担成人世界的责任,并可以背离外部世界的“意志”的要求,以耗尽性的方式存身,并可以在作品中公开暴露自己的无法压抑的动物性,以唤醒沉睡在读者内心中,共同迎接“奇迹”的到来,以分享至尊性。因为,“再一次被如此承认的孩子气是人的荣光,而不是人的耻辱。”(Encore une foisl’enfantillage reconnu comme tel est la gloire, non la honte de l’homme.)
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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