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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易经、国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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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6-25   主页:

易经、国学与文化

筑居终南山   文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克商建立了周朝。周人在继承早期周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夏、商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周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周朝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周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文化的源头。

说起周文化的典籍,最主要的就是《诗》、《书》、《易》、《礼》、《乐》,合称“五经”。“五经”本是周朝官学教育的典籍,后来孔子修《春秋》,并为“六经”。

  “五经”(或称“六经”)之中,最重要的是《易经》。《易经》自古就有“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之称,是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经典。《易经》为群经之首的地位,是由其的“哲学”性质所决定的。为什么说《易经》是哲学,我们在后续文章中详谈,这里暂且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简单的探讨。

  西学东渐开始于明末清初,主要是由耶稣会传教士、商人等引入欧洲学术思想,这是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动。清末鸦片战争使国人认为,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以至于后来掀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

在与新文化运动同一时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年)、《儒教与道教》(1915年)中提出新教伦理利于资本主义,而儒家思想与现代资本主义不相容的观点,被称为“韦伯命题”。这个命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生长具有助力;一是儒家思想精神难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融合,对其形成助力。“韦伯命题”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无疑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对于韦伯的这个“命题”,很长时期内人们并未提出异议。自上个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个“命题”的有效性开始受到挑战。进入80年代以后,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快速列车逐渐启动,尤其以后20多年的快速发展更是令人瞩目。重新审视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与儒家思想影响的关系,成为一种潮流。于是,欧美学界一些人和“新儒家”学者,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奇迹”命名为“儒家资本主义”或“儒家现代化”,重新回应长期流行的“韦伯命题”。

赫尔曼·康恩(Herman. Kahn)被认为是第一个尝试用文化因素来解释东亚发展的学者。1979年,他出版了《世界经济发展:1979年及其以后》一书,书中提出,二战以后的情势表明,台湾、韩国等“英雄式的发展”,表明了“新儒家文化与迅速出现的超工业化世界经济之间的特殊联系”。政治学者马若然(Roderick MacFarquhar)1980年2月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后儒家的挑战》一文,文中提出所谓的“后儒家假说”,认为儒家思想对东亚的作用,可以与新教伦理在西方催生资本主义的作用媲美。彼得·柏格(Peter Berger) 1983年在日本国学院大学百年校庆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世俗性:西方与东方》,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立论,把东亚作为西方之外并堪与西方对等的现代化类型对待。

汉语学术界最早对西方学者这一类假设做出回应的是金耀基。金耀基,1935年生,浙江省天台县人。“国立”台湾大学法学士,“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又曾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校访问研究,研究兴趣主要为中国现代化及传统在社会、文化转变中的角色。金耀基1983年写作了《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重探》一文,文中提出了儒家“理性传统主义”(rationalistic traditionalism)的说法,认为正如韦伯揭示的“新教理性主义”促生了资本主义一样,儒家伦理也同样能够结出利于经济发展的果实。1982年,新加坡宣布,将把“儒家伦理”作为中学道德教育的选修课程,并从国外请了八位儒学学者,为该课程拟定观念性纲领。

“儒家资本主义”论认为,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最近半个多世纪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或称之为现代化成就),主要得益于儒家文化,因为“是儒家使他们忠于家庭、服从权威、尊敬长者,以及勤奋努力、俭朴自制、互相合作。如果缺乏这些伦理信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体系、生活规范与社会结构,那么现代化恐怕很难实现。”

一言以蔽之,“儒家资本主义”论认为,儒家思想伦理非但不与资本主义抵牾,而且对资本主义,乃至现代化还有推动作用。这就是当今社会“国学热”的大的时代背景。

“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其实质内容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国内有些学者根本就不承认“国学”这个命题,认为文化没有中西之分,所以以此展开讨论也难有结果。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不妨咬文嚼字,从“传统文化”这四个字入手,谈一谈“国学”。

“传统”两个字比较容易解释。

“传”字的本义古人利用驿车一站站转递信件及物品,引申为一代代相交接。

“统”字是反映古代纺织技术的一个字,本义是把丝线归拢在一起,引申为相互联系的体系。

  合起来,“传统”就是一代代相交接下来的相互联系的某个体系。

从清末到民国、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历时一个多世纪,救亡图存、民族自立、经济建设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社会关注力所在。当今,在这些问题都得到有效的解决以后,社会关注的目光必然会摆脱外在评价的左右而向内审视,开始关注和探讨哲学、道德、文化层面的事情。这并不是闲来无聊的无病呻吟,而是对已取得的成绩的最有效的加强和巩固。

一个人如果忽视别人的存在就会变得顽冥自负,相反,太重视别人的反应就会变得妄自菲薄。内在的问题需要用充实内心的方法去解决,内心充实的人是沉稳平和的,炫耀外在价值只能够带来一时的满足感,长此以往会使人的心态产生扭曲。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而当今的中国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度认知,无疑会启发民族的自信。

曾几何时,中国人开始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怎么样来定义“文化”。《新华字典》释义: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余秋雨先生说: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龙应台先生说: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文化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梁晓声先生说,“文化”可以用四句话表达: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很显然,大家对“总和”之说并不满意,但是每一个人的解释也是不尽相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新文化运动倡导多音词取代单音词,使用传统历史文献中创造的多音词,却反对传统的解读转而使用西方的定义,把“文化”等同于诸如英文中“culture”的西方词语。

寻根溯源,恐怕是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易经·贲卦》,在《贲卦·彖》中,孔子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辞中还出现了“文明”、“人文”等词语。我们根据彖辞的内容,在这里试图对这些词语进行确切的定义。

文,对自然物体而言,是装饰的意思;对人而言,是区分人与动物本质区别东西,就像一件有魔力的外衣一样,人一旦披上了,人就脱离了动物属性直立起来而成为了人。文,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累积下来的、用特有发明的抽象的符号和图案为最主要的载体记录下来便于永远传承的、用来规范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典章制度,或者是有典章制度性质的事物,它以有所不为作为基本特征,从而把人类与行为完全受生理本能驱使的动物区分了开来。

文的最初的记录载体也称之为“文”。中国的先民为了把这些规范与价值观记录下来,发明了抽象的图案、符号等,最初是刻划在岩壁、器物上面,以便广泛推行与恒久流传,这就是“文”。“文”的特征是象形、抽象、刻划。

 “字”与“文”的关系是“字”是“文”的衍生。“字”的本义就是“女子落户夫家、生养后代”;人名的衍生称呼也称之为“字”。

  “书”与“文”的区别是记录方式和载体,简单地说,文是刻划的,书是涂写的。我们都知道这些称谓:甲骨文、金文、籀文、石鼓文、篆文等都称之为“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都称之为“书”。“篆”在文字发展演化过程中的地位很特殊,是刀刻记录与涂写记录的交汇点,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只有“篆”既可以称“文”,也可以称“书”。

牟宗三先生认为,“周文疲敝”中的“文”,就是指典章制度。

人文,人类的装饰,有了它,人就脱离动物属性而成为了人,它以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导引,以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积极意义为特征,以人类活动、及其活动的印迹,诸如规则、形式、记录、效果、遗迹等为主要的内容。

文明,能够使人文得以彰显的所有的人类活动、及其活动的印迹,诸如规则、形式、记录、效果、遗迹等,它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基础、规范、启发等方面有积极意义;它与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中无积极意义、有消极意义的人类活动及其活动印迹有显著的区别。

文化,将人文施加在人的身上,从而使人具有了类似于生理本能一样的第二本能,这个活动及其活动的印迹(诸如规则、形式、记录、效果、遗迹等)就是文化。它以知识为主要的载体,是知识转变为人类自觉行为准则的过程,也是这个过程的后果。它以使人的思想、行为自觉地脱离动物属性、并有益于人类社会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为根本的特征和判定标准。

以上的定义,并非本人的发明创造,本人仅仅是用现代汉语定义的方法把它们整理出来而已。

本人认为,一个好的定义,至少应该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良好的时间包容性,二是自身能够自觉排除被滥用的可能性。现在,“文化”一词现正在被严重滥用,以至于出现了诸如“暴力文化”、“色情文化”等污言秽语,请问,暴力和色情是文化范畴内的事物吗?这些事物只是一些人类的恶俗而已,与文化格格不入。文化,本义是对人的动物性的约束,对人格修养的提升,与放纵暴戾正好相排斥。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的实践性理论。远古时期,人们看到自然界最宏大的景象,莫过于天。日月星辰等天体规律性的运动,主导着昼夜、望朔、四时、甲子交替出现;云雾雨雪等自然现象随机性出现,使天地充满了变化的活力与未知的神秘性;必然性和随机性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人类活动以此为启示,制订出了主次分明、有行有止的规范,进而形成了各种价值观念,约束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堪称《易传》中的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易经》本经的内容,经过孔子的发挥性解读,具有了更深刻的哲学意义。从这个意义来看,《易经》启发了孔子与儒家学者,孔子和儒家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易经》,《易传》和本经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把孔子作为《易经》的创作者之一,史传“易更三圣”的说法,是毋庸置疑的。从三国时期的王弼开始,历代很多学者注解在《易经》时忽视《易传》,现在看来,不学习《易传》,就没有“文化”了。

我们今天对“文化”的定义中,既不见“文”字,也不见“化”字,实际上是用culture来等同“文化”,或者说“文化”沦落为culture的汉语注音,这种现象在字典中俯拾皆是。如果说我们本民族没有这个词语,可以借鉴其他民族的词语,来丰富自己的语言,比如说飞机、电脑等等。但是,“文化”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词语,它不仅产生得很早,而且内涵清楚准确,根本没有用外来词语定义的必要。“文化”这个词语产生时,恐怕还没有culture这个词语吧?Culture和文化,顶多是两个类似的词语而已。

翻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献资料,先前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诸如老舍等名人,都以“文艺小卒”自称。我们比较一下“文艺”与“文化”这两个词语,“文化”似乎显得更大气一些。所以,大概从八十年代起,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都自称“文化人”了。

既然大家都喜欢“文化”这个概念,就有了把它的内涵搞清楚冲动,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关注力逐渐发生转移的一个标志。

有学者认为,我们正处在唤醒“文化自信”的时代。但是,“文化”一词的本义尚且争论不休,官方典籍中“文化”尚且需要借用欧洲的解释,甚至沦落到成为culture的汉语注音的地步,请问,“自”是什么?“信”又从何来呢?

  

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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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我们正处在唤醒“文化自信”的时代。但是,“文化”一词的本义尚且争论不休,官方典籍中“文化”尚且需要借用欧洲的解释,甚至沦落到成为culture的汉语注音的地步,请问,“自”是什么?“信”又从何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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