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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汉文帝之“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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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7-18   主页:

汉文帝之“惧”

宋志坚  文

汉文帝临终遗诏,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其中“畏”与“惧”二字,更是醒目——不是“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是“畏”他自己会犯错误,“惧”他自己不能善终。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畏”与“惧”,因为他自知“朕既不敏”,与凡夫俗子没有多大区别,并非真的是上天之子,并非真的受之于天命,并非真的有天生之才,以己之“不敏”而肩负帝王之任,生怕“羞先帝之遗德”,愧对天下苍生,始终都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为了论述方便,本文统称这种“畏”与“惧”为汉文帝之“惧”。

汉文帝之“惧”,使他善于自省,严于自律。刚登帝位,便有人进献千里马,汉文帝说,我出行之时,前有鸾旗,后有属车,日行不过三五十里,这千里马用不着啊。还因此下诏,说“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及时制止这种进献拍马之风。听说祭祀祈祷,祠官祝釐,皆归福于帝,不为百姓,他感到甚是惭愧,说“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明确告诫祠官以后在祭祀之时,不要再为他个人祈祷。汉文帝曾想修一露台,合计成本需有百金,便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立马放弃这个念头。他当皇帝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帷帐不绣花纹,“以示敦朴,为天下先”。而民“有不便”,或修正律法,或减免赋税,“辄驰以利民”。

汉文帝之“惧”,使他敢于纳谏,接受他律。人非圣贤,若能无过。即以帝王之尊,也难免当局者迷,自己不易看到自己的不足与过失,光靠自省、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汉文帝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他曾下诏,要求群臣“悉思”他的“过失”以及他的“知见之所不及”,并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要求群臣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正、弥补他的过失。为了广开言路,使人无所顾忌地批评朝政,还专门下诏,废除了“诽谤罪”与“妖言罪”。

知与行并非总是同一的,故有知难行难之辩。能够做到的未必就能认知,能够认知的,更未必就能做到。犯颜直谏者难,从谏如流同样不易。

颍阴侯灌婴的骑从贾山,曾上书文帝,论述犯颜直谏之难,说君主的威严,远远超过雷霆;君主的权力,远远不止万钧,即使君主“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当臣子的尚且“犹恐惧而不敢自尽”,何况君主“纵欲恣暴、恶闻其过”?然而,君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明知犯颜直谏之难的贾山又直抒己见,指陈即位之后“节用爱民,平狱缓刑”而使“天下莫不说喜”的汉文帝之过失,批评他刚有良好的开局,就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他为此感到痛心;还说如此这般,使有关臣子“修之于家”的品行“坏之于天子之廷”,他为此感到惋惜。贾山在汉文帝的政声如日中天之时,向他提出了如此尖锐的批评,确乎触犯了“天颜”,但他没有恼羞成怒,“上嘉纳其言”,跨越了这一道很容易“挂不住脸”的坎。

郎署长冯唐是在汉文帝与他拉家常时“冒犯”汉文帝的。他们很随意地说到廉颇、李牧,汉文帝说:我要能得廉颇、李牧为将,岂会有匈奴之忧!冯唐却乘机进言,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此言很伤汉文帝的自尊。“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史书中的这几句话,微妙微肖地写出了汉文帝在这个短暂时段中的心路历程。但他还是压下心头之火而“复问”自称“不知忌讳”的冯唐何出此言?冯唐于是批评“陛下赏太轻,罚太重”,直言率众“终日力战,斩首捕虏”的云中守魏尚被削职之冤,以魏尚之遭遇而推论“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汉文帝接受批评,当即就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并提拔冯唐为车骑都尉。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称,文帝每次上朝,碰到有人进呈奏疏,都停下辇车接受。奏疏所说,择善而用。“袁盎等谏说虽切,(文帝)常假借纳用”。这对于帮助汉文帝少犯错误多干实事大为有益。从以上两例即可知,所谓“从谏如流”者,“从谏”之时往往都有一番内心挣扎,这是战胜自我的过程,能支撑其“从谏如流”的,则是汉文帝之“惧”。

一个“惧”字,其实也有两面性,因为“惧”而缩手缩脚,只能使人无所作为。汉文帝之“惧”却是全然不是如此。他因“惧”而时时鞭策自己励精图治。说汉文帝“始终都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并非虚言。他为自己修建“霸陵”,只准利用山陵形势,不另立高大的坟堆,只准使用陶制器物,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直到临终之时,还因有所“惧”而在遗诏中明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认为自己活着没有为百姓做多少好事,死了再让他们重服久丧,只是加重自己的“不德”,并对丧事怎样简办做了相当具体的规定。作为封建帝王,汉文帝无疑也有其种种局限,但他能自始至终保持这样一种执政者的自觉,也实属不易。

在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历史上,汉唐盛世相当耀眼,就像唐代最值得称道的是贞观之治一样,汉代最值得称道的便是文景之治,汉文帝则是文景之治的开启者。《资治通鉴》评说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文帝之“惧”正是成就文景之治的一个重要元素。



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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