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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巴别尔:世界是“五月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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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7-24   主页:

巴别尔:世界是“五月的草地”

育邦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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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描写出最富人性、最为深情的篇章?

谁能以短短数语就能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示一个人奥妙无比的灵魂?

除了巴别尔,再也没有谁。

这位在苏联大清洗中被清洗的伟大小说家至今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知道那些杰出的犹太人物,像马克思、弗洛伊德、卡夫卡等,但我们不清楚巴别尔,巴别尔是继卡夫卡之后能给世界以巨大震撼的又一犹太作家。我们熟悉了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贝克特、罗伯-格里耶,但我们对巴别尔知之甚少。也许是他留下的文字并不是太多的缘故吧,但我们就没有想过老子仅留下五千言就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了吗?巴别尔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只一本《骑兵军》就足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巴别尔也是被文学史“清洗”的作家,在苏联的官方文学史中,他由于政治的原因被清除,在“白银时代”的文学时中他由于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流派而被学者们忽视。在当代俄罗斯发行量甚大,几乎是大中学生教科书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符·维·阿格诺索尔主编)中,作者写到了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写到了布尔加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写到了曼德尔施塔姆和布罗茨基,还写到了纳博科夫和索尔仁尼琴,但恰恰就没有涉及巴别尔。我不得不说,这非常遗憾。从这方面,也可以说,文学总是在文学史之外的。但是巴别尔小说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是任何文学史都埋没不了的,其实早在1930年,巴别尔尚处写作活跃之时,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界就意识到巴别尔作为小说家存在的巨大价值。当年,《新世界》杂志发表了许多外国作家(主要是德国作家)的来信,这些书信是对征询苏联文学意见的反馈,在大多数回信中,巴别尔都是名列第一。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第一位就是巴别尔。博尔赫斯盛赞巴别尔,说他的短篇小说《盐》写得很优美,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卡尔维诺也为之着迷。

根据巴别尔自己所作的《自传》,我们对他得以有如下了解:1894年,他生于敖德萨的犹太商人家庭。在父亲坚持下,他在十六岁之前,致力于钻研犹太语、《圣经》、《塔木德》。家里管束极严,少年时就读于敖德萨商业学校,这所学校的法语教 师瓦东先生,是法国人,富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巴别尔法语,以至于巴别尔能对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这奠定了他的文学品位。

从商业学校毕业后,他去了基辅,1915年又去了彼得堡。在彼得堡,他没有居住权,见警察就得逃。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向各编辑部投稿,可他总是吃闭门羹,所有的编辑都劝他去找家店铺当伙计。可这个倔强的敖德萨人于1916年底去见了伟大的文学导师高尔基。高尔基对他说:“敬爱的机灵鬼,作家的道路,布满了钉子,多数是大号的,不得不光脚走这条路。会出很多的血,并且会一年比一年流得多……”高尔基在1916年11月号的《年鉴》上第一次刊发了巴别尔的几个短篇小说。随后,他的导师这样教导他说:“很显然,您不能详细了解任何东西,先生,可猜想了很多……还是到人间去吧……”

高尔基的“打发他到人间去”的决定是英明的,1917年直至1924年,巴别尔先后在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在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省委等部门服务,在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任印刷出版编辑,在彼得堡和梯弗里斯任采访记者,等等,等等。直到1923年,他自己承认“终于学会了怎样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又写得不太冗长”。那时他重新开始写作。在“人间”的经历真正给予巴别尔生活的伟大力量,从而使他的小说轻而易举的脱离了空洞的想像,超越了低级的生活经验。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巴别尔为什么在评价青年纳博科夫(其时流亡德国,笔名西林)时说:“写是会写,只是他没什么可写。”

通过《骑兵军》和他留存的照片,青年巴别尔与“我”的形象至少应该有如下重叠的部分:

1、“架着副眼镜”,“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巴别尔《我的第一只鹅》)
2、“文书先生”。(巴别尔《潘·阿波廖克》)
3、“是个性情平和的人”。(巴别尔《一匹马的故事》)

爱伦堡给予巴别尔这样一个速写:“他身材不高,敦敦实实的,总是戴着一副眼镜,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时而狡黠,时而忧郁的光。”他平凡至极,几乎不像一个作家。他的朋友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巴别尔给他第一印象就不是一名作家,“他全然没有作家千篇一律的特点:既没有悦目的外表,也没有丝毫的造作,更没有思想深刻的谈话”。他们相处越久,帕乌斯托夫斯基就越觉得巴别尔不可捉摸:“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人,一个能纵观一切、明了一切的人。”他与哥萨克及马交上朋友,与俄罗斯农民攀谈,他也与马尔罗和托马斯·曼深入交流……在彼得堡时,他租住在一位工程师家中,他在《开始》中风趣地回忆说,“当她丈夫从单位回来,见到我这个神秘莫测的南方人时,便吩咐妻子,收起过道里的所有大衣和套鞋,并锁上从我房间通往餐厅的门。”天啦,他们把巴别尔想像成怎样的人啦?

对于写作的态度而言,巴别尔接近另一位小说大师——居斯塔夫·福楼拜,他总是写得很慢,甚至很痛苦,总是无法对自己感到满意。他自己说:“写时很困难,但喜欢反复修改。”他对自己要求苛刻,在他发表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短篇杰作之后,他对自己的写作越发谨慎:“到了今天,我才开始接近职业化,我会查问自己,已经出版的成千上万篇坏东西上,不应该再添加一页废话。”他一方面他打趣地说,人生就是为了快乐,为了同女人睡觉,为了在炎热的时节吃冰激凌;但另一方面,朋友们总是看到他在大热天,赤身露体地在从事写作,并没有吃冰激凌。在巴黎短暂的访问中,他也是一直从早到晚地在工作。他自况道:“我像充满灵感的犍牛似的在这儿劳动,我看不见世界……”爱伦堡极其钦佩地写道:“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能为工作找到无人知晓的洞穴。这个罕见的‘乐天派’像个苦行僧似的劳动着。”他对自己的工作环境要求不高,只要有一张桌子、一个本子和一支笔就行了。他没有红木家具,没有书橱,没有秘书,他可以在饭桌上写作。在莫洛坚诺沃农村时,他租了一间鞋匠的房屋,那儿根本没有桌子,他便伏在鞋匠的工作台上写作(见爱伦堡《人·岁月·生活》)。而有趣的是,巴别尔也开玩笑地说到他的朋友爱伦堡的工作条件,恰恰与他相反:“不过伊利亚·爱伦堡却喜欢在车站写作,反正是挨着喧闹的汽车马达工作,爱伦堡的所有佳作,都是在他每天早晨光临的咖啡馆里写出来的。”

在出名之后,有一大批崇拜者甚至编辑会对巴别尔进行围追堵截,那时他就像一只鼹鼠一样把自己藏起来。帕乌斯托夫斯基回忆说,为了继续修改文稿,巴别尔“想尽了一切办法——骗人,躲进一个难以想像的僻静之处,只求人们找不到他,别打扰他”。他喜欢离群索居,闭户不出,他曾经在巴黎的郊区住过几个月,从法国老妪手中租住了一间房子,这位房东把他当作凶犯,别尼亚·克里克(巴别尔小说《敖德萨故事》中的黑帮人物“国王”)的同胞兄弟,到了夜晚就像对待坏人一样把他锁在屋子里,免得他把她给做了。

他写完一些作品之后,总是沉寂,一段时间不再发表任何作品。因而有一些批评家说他是“沉默派大师”,“巴别尔的沉默”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流行的一个批评术语。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巴别尔无不幽默地自嘲说,他在新的体裁——沉默上大有成绩。他在一篇文章说:“为什么我近些年很少发表作品?我一直努力打碎自己,学习如何写得更深入。”

1935年,在巴黎召开了作家保卫文化代表大会。苏联代表团如期光临了,但没有小说家巴别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大会的发起人、法国作家们像苏联大使馆提前请求:一定要让《骑兵军》的作者巴别尔和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参加大会。迟到了两天的巴别尔被拉入会场,立即发言。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发表了爱伦堡的报道,它无不自豪地描述了作家的行状:“巴别尔没有读自己的发言稿,他愉快而流利地讲着法语,在总共十五分钟的发言里,他用自己尚未完成的几个短篇小说不断引起听众的笑声。人们在笑的同时也明白,发言人通过轻松的故事说明我国人民和我国文化的实质:‘这个集体农庄庄员已经有了面包,有了房子,甚至还戴上了勋章。但是这对他是不够的。他现在还希望有描写他的诗……’”巴别尔无可挑剔的法语和幽默风趣的发言赢来了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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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尔的修辞绚烂,但他对此有相当的警醒。他常对他的朋友爱伦堡说,“他的作品辞藻过于华丽,他现在正寻求朴素的语言,并希望能够摆脱形象的堆砌”。

文学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如何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凝视这个世界。乌斯托夫斯基对巴别尔的理解是符合我对他的看法的,他认为巴别尔与其他作家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独特的创作手法,而在于他对世界独特的理解,尤其是那种特定的、具体的多方面的战斗人道主义观。乌斯托夫斯基和巴别尔曾经住得很近,他们一起到海边的沙滩上散步,敏感的乌斯托夫斯基精确地记载了巴别尔有价值的谈话,其中有一段话极好揭示了巴别尔写作的秘密(也是痛苦),巴别尔说:“为了剔除自己作品中你最喜欢的然而却很多余的那些部分,需要强健有力的手指和绳索般粗壮的神经,有时还得不惜鲜血淋漓。这仿佛是自我折磨。”当我们看到行云流水而又回味无穷的《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之时,能否还会念想作者经历了怎样的“自我折磨”才铸炼出这美妙的作品呢?当我偶尔作为一名作者的时候,我或多或少地理解巴别尔作为写作者的处境。因而,我们更加珍视和敬重这些艺术家,他们为了完成艺术品面临着持久的痛苦、灾难和自我折磨。

巴别尔向往最为纯洁的美好,并把它作为真理,但在同时他也决不回避生命的阴暗和残酷。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战友们(就是那些哥萨克)听说“我”是来自彼得堡大学的法学副博士,一脸的鄙夷,后来这位红军军官“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喀嚓一声断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文质彬彬的“我”竟然能做出如此残忍的行动,而且不顾老婆子的嚎啕大哭,这就是残酷的生活、残酷的真实。但在晚上,“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战争的沉重残酷,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小说中的人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典型人物形象,而是包含了作者对世界深切理解的真实,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真相的面目。“他似乎是用探照灯照亮了人类生活的一个钟点,有时是一分钟。他总是选择人类最为袒露的那些状态……”(爱伦堡语)巴别尔总是非常恰当地选择了这“一分钟”,一瞬间,我们就看到了人性之残忍和活力;就是这非同凡响的“一分钟”,使巴别尔成为唯一的巴别尔,明显有别于其他同样有才华的作家。

在《马特韦·罗季奥内齐·巴甫利钦柯传略》中,“我”把自己的老爷尼基京斯基翻倒在地,用脚踹他,足足有一个小时。而事实上,他就要开枪打死这个曾经羞辱过他夺走他心爱女人的庄园主,但在这时,“我”领悟了生活:开枪打死一个人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个人,然而开枪打死他,其实是对他的一种赦免,对自己却是一种可憎的解脱,枪杀他人是与人的灵魂格格不入的,如果人身上有灵魂,且能显示其存在的话。面对这样的思考,我们能够领悟什么样的生活?在众多的时候,我们对强权、对金钱所持的态度,谁又能想起自己的灵魂呢?

如果一位作家对于一种动物的话……例如这样说,福楼拜对应的是蜥蜴,因为他说:“我不过是一条文学蜥蜴,在美的伟大的阳光下取暖度日,仅此而已。”;卡夫卡对应的是甲壳虫,因为《变形记》中这样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那么,巴别尔对应的动物无疑是马。哥萨克永远为马而疯狂,战马是他们生命中的另一半,没有马匹就没有第一骑兵军。《战马后备处主任》、《一匹马的故事》、《阿弗尼卡·比达》、《一匹马的故事续篇》和《千里马》等篇章直接描述与战马相关的故事。在《泅渡兹勃鲁契河》中,巴别尔的如椽之笔描述了月光下骑兵军的战马泅渡过河的场景:“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巴别尔像木刻版画家一样,把马的各种形象契刻在恢弘的作品《骑兵军》中。他称自己与马有非同寻常的友谊,在1920年7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伟大的同志情谊:对马的亲近与爱,占去每天的四分之一,没完没了地更换和谈论。马的角色和生活。”(见巴别尔《骑兵军日记》)

作为朋友和作家,乌斯托夫斯基无比尊重和钦佩巴别尔,他被巴别尔的特有才具深深折服,他总是被震撼。第一次阅读巴别尔,他“被那种情景震惊了,同一个词,在巴别尔笔下,就显得更加饱满、更加成熟和更加生动。巴别尔的语言以不同凡响的新颖紧凑使人震惊,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着迷。” 在我看来,巴别尔的《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中每一篇都写得深情、优美,他“技法超群,发前人所未发”,诗的语言铺满了他文本,同时又震撼人心。我努力寻找一种表述方式或者拥有能量的术语来评述巴别尔的写作,在经历无数个搜肠刮肚的时日之后,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词语是来自中国禅宗的一个常见词语,叫“直指人心”。我以为巴别尔的作品能够以最为简洁的表达直指人心,直接抵达生活的本质,并能迅疾地抵达诗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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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尔是犹太人,这是他必然的命运。在《我的鸽子窝的历史》鲜血淋淋地展示了接受沙皇命令的哥萨克清洗犹太人的场景,事实上这来源于他真实的童年记忆。1905年,11岁的巴别尔目睹了这一血腥的情景。《初恋》和《醒悟》同样与这段经历关系密切。1920年,巴别尔隐名埋姓(名为柳托夫)进入骑兵军,因为这是一支哥萨克的队伍——可以设想,在动物社会里,哥萨克是犹太人的天敌。他跟随第一骑兵军参加苏波战争,随处可见的是:犹太人不是任波兰人蹂躏就是面对红色哥萨克骑兵军的无休止屠杀。在他的日记中,《骑兵军》中有一篇极其短小的作品叫《科齐纳的墓葬地》,描述了一个犹太人家族的墓葬地,在墓碑上,刻着这样的祷文:“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餍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不出于怜悯放过我们,哪怕只一次?”这是犹太人内心的呐喊,就像犹太诗人保罗·策兰那些璀璨的作品一样令人动容和心碎。

爱伦堡这样描述巴别尔:“巴别尔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斗争、他的幻想、他的作品以及后来他的死,都是为了后代人的幸福而付出的代价。”是巴别尔使我们看到世界的真实,人性的真实和灵魂的重要性,而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巴别尔经常说,人的幸福是主要的……

而革命的语境下,政权需要的是虚假的符合它们利益的话语,而不是真实的艺术。《骑兵军》引来了激烈的争论。那些“哥萨克”制度的维护者最先发出了批评的声音,认为它是“强盗主义之歌”。而巴别尔也适时地声明,他的意图并不是要为第一骑兵军写一部英雄赞歌。他在1920的7月20日的日记写道:“我们的哥萨克是些什么人?他们有很多层面——吵闹,彪悍,职业,革命性,残忍的动物性。”巴别尔笔下的骑兵军战士也就是红色哥萨克完全忠于他的观察与思考。在1924年——《骑兵军》发表的当年,骑兵军的领导人布琼尼将军(后为苏联元帅,我们可以在电影《第一骑兵军》一睹他光辉的形象)就开始四处指责小说没有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真实形象。1928年,对于《骑兵军》的批评越发尖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高尔基一直保护着巴别尔。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撰文反驳,其中写道:“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被惹怒了的布琼尼在《真理报》发表致高尔基的公开信,他怒不可遏:“巴别尔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第一骑兵军的真正的和积极的战士……他的尝试成了讽刺和诽谤。”

巴别尔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而且致命的是他的写作将不适时宜。他在一篇名为《新文化的工作者》的讲话中说道:“苏维埃国家将代替我说话,我们当代的事件那样神奇,我个人没有什么好做的,它们可以代替我说话,我所作的只是把它们准确地表达出来,对于整个世界,这就很重要、很震撼、很有趣。”真是如此吗?“很重要、很震撼、很有趣”的作品产生就可以了吗?巴别尔从来不会说假话,甚至叫他保持沉默也是不可能的,他话锋一转,说:“不过呢,最终是一场空,最终的结果是写出了无趣的东西。那时我彻底明白了,作品是通过一个人所看到的世界,在我的构想里缺少了这个人;他失去了自我。”即便在这种残酷的情形下,他依旧清醒,他认为一名作家必须要“回到自我”。

1937年,针对全体俄国(苏联)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清洗开始了,政府一方面将成千上万的人送进劳动改造营或者直接杀害,另一方面在文化界采取的措施就是消灭文化精英,以震慑文化界。这一年,巴别尔创作了他的最后一篇小说《德·葛拉索》,它对于作家而言,具有寓言色彩和象征意味。这让我联想到卡夫卡《女歌手约瑟夫或耗子民族》。来自西西里的悲剧演员德·格拉索藐视一切规则,忘情地表演获得了艺术上的极大成功,恶棍为之感动,女人为之啜泣,小朋友“我”摒除焦虑并领略了世界之美……格拉索的悲剧演出正是巴别尔的艺术宣言,巴别尔这样评论德·葛拉索的表演,他“以其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来证实,出之于高尚激情的狂怒,较之任何没有欢乐的人生准则都要更公正,更充满希望。”这句话,其实是巴别尔对于自己写作的自供状。今天,我们只要把主语换成巴别尔可以了……

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和小说家巴别尔正是这些精英中的代表,他们的销声匿迹使俄国(苏联)文化界一时间像死一般沉寂,有人评述说“就如同经历了一场毁灭一切的大火之后的森林”。1939年5月15日,巴别尔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被捕,他被控告的罪名是:“在筹备针对苏共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中,从事反苏维埃阴谋恐怖活动。”在刑讯逼供下,巴别尔作了伪证。但在1940年1月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最后一次审判中,他否定了前面的证词,在最后陈辞中他作了无罪申诉,他说:“我是无辜的,我从未做过间谍。我对任何反苏行动一直持反对态度……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看到这里,我常常埋下头,以不让泪水涌出眼眶。显然,作家最后的请求是天真的,随后的1月27日,巴别尔被枪决,他的遗体在顿河修道院的火葬场火化。他是那么开朗,幽默,他的朋友总是引用他的话说,世界是“五月的草地”,一切是那么美好,未来是光明的……他在写到自己的战友赫列布尼科夫时说的:“相同的情欲激荡着我们。世界在我们两人的眼中犹如五月的草地,犹如上面走着女人和马匹的草地。”(见《一匹马的故事》)“五月的草地”只能停留在纸上,而这个创造出“五月的草地”世界的作家被迫离开了,骑上他的战马永远地离开了,带着他那春意盎然的眼睛和致命的微笑……

对于一个真正的人而言,必须面临这个世界中那么多残酷而痛苦的事件,但巴别尔让我们坚信:世界是“五月的草地”……人的幸福是主要的……

(本文发表于《山花》2013年第2期。)

不变,应万变。
级别: 管理员

1楼  发表于: 2016-07-26   主页:
在“人间”的经历真正给予巴别尔生活的伟大力量,从而使他的小说轻而易举的脱离了空洞的想像,超越了低级的生活经验。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巴别尔为什么在评价青年纳博科夫(其时流亡德国,笔名西林)时说:“写是会写,只是他没什么可写。”
不变,应万变。
级别: 管理员

2楼  发表于: 2016-07-26   主页:
对于一个真正的人而言,必须面临这个世界中那么多残酷而痛苦的事件,但巴别尔让我们坚信:世界是“五月的草地”……人的幸福是主要的……
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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