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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芬雷:开端史:怀疑论者、幽灵与不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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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8-22   主页:

芬雷:开端史:怀疑论者、幽灵与不安的人

一股含混扭曲的火,奚落着我。
一座大陆的独眼,再次查认我。
  ——王炜《离开乌鲁木齐》

冷漠在流呀,流呀,不断地流动,
向着你身上致命的创伤。
  ——曼德尔施塔姆《世纪》


  我们如何谈论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如果不是一种历史意识,将时代推卸面前,我们几乎无法谈论这个既迫近又远离的囫囵一物。然而,当我们谈论它时,历史意识的一种超克自身的观念,却又在我们和时代之间一代又一代地制造失望的阴影。这种失望的起因,来自历史进程强行把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拉入世界历史和进步幻象。于是,当我们谈论置身其中的时代,也就是谈论现时代,就总是意味着面对与过往时代的历史性关联。同时,也总是意味着对未来时代进步性的开启。在过往与未来之间,尤其是后者,无疑更多地塑造了现时代的失望。它试图将现时代分裂为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一种是对辉煌时代的发现、期许与推动,一种是对毁损之前夜或深渊的未来性恐慌。就像我们在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那里经常看到的那样,在这种观念分歧中,现时代成为备受指责的对象:“这堕落的世纪”(贝卡利亚),“一代又一代毫无意义的繁衍”(卢梭)。现时代,成为平庸、堕落、毫无意义的代名词。在这种世纪性的不满中,人们希望借助一个即将来临的、辉煌而全新的时代,来洗脱现时代种种不堪的嫌疑。在一种急促的失落与热望之间,如此近乎迂腐的执念,让现时代成为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时代。这种临时性的过渡意识,使得现时代接纳了人们对于置身其中时代的不安与失落,而如此接纳或慰藉,恰恰是王炜在组诗《成为同时代人》中反复批判的那种危险。
  在《离开乌鲁木齐》一诗中,诗人开篇提及一个工地,在风的锤击之下,它可以很快不再显得难看:

  风的锤击渐轻。可以从这很快
  就并不显得难看的工地学些什么?
  从我没有准备好面对的敌人学些什么?
  或者,继续各种紧张调整的不以为然吗?
  当我返回,人的不安有了一种新的仰赖——对恐怖的仰赖。
  没有回答,正是回答促进了你我渐进的狡诈。
    (王炜《离开乌鲁木齐》)

  “工地”这个意象,在诗人的其他诗篇中多次出现,其所揭示的临时性和过渡性,犹如例外状态一样,塑造了我们的现时代。它似乎很轻易规避了前文提及的两种分歧,因为它宣称,自己的存在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更好的未来,也就是我们自身的另一个现在。在我们与时代之间,一种带有权力意志的时代规划,正在进行着盲目的计算。它是否可以成就一个更好的未来?谁来对未来的另一个现在性许诺,如果连此时此刻置身其中的现在性都无法实现的话?而且在这样的现时代“工地”面前,就算学习,也成为规训的一种,也是一种清洗现时代诸种不安的方式。对于这片“工地大陆”,这个被抽空的现时代,这个盲目建设的当下,失落和恐慌愈是增长,人的不安就愈发庞大,现时代的临时性和过渡性也就愈发高涨。我们似乎已经落入现时代的深渊之中而无以自拔。
  在这首诗中,诗人以一个持续返回、反复观察的契机,强调了在这种悖论之下人的不安:一方面,人因恐怖而不安,另一方面,人因不安而对恐怖产生依赖。在乌鲁木齐,诗人觉察到一种现时代的致命同构性:

  为什么在这里一切是露骨的?
  为什么那些很难坚持的理由
  已成为敌人的和容易的理由?
  不仅是那个丑陋的开端,总有些
  剩余的自由在咕哝、在威胁,
  使我还能说出一些个段子
  未被测量的对跖抑或盗跖
  在这片失去比较的戈壁中。
  年轻人们学习各种及时、尖锐的知识
  如同吃下苦果的雷震子。
    (王炜《离开乌鲁木齐》)

  在这种同构性面前,现时代的一切都是露骨的,所有的不满、失落、不安、恐慌均裸露无遗,几乎要成为现时代时尚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一切对现时代的抗争,以及对未来时代的开启性创建,都变得摇摇欲坠,却又非常诡异地成为继续压制和规训我们的理由。“剩余的自由在咕哝、在威胁”,使我们保持微笑、快意,甚至大笑、癫狂,持续地生成慰藉的变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全一种现时代的真实性。面对如此真实的地带,面对“这片失去比较的戈壁”,各种看似及时而尖锐的知识,仿若太空里的种子,在如此年轻的未被测量的对跖跟前,就如同那神话中身生双翼、操控闪电的雷震子吃下了苦果,难以言说和实行。
  正是在对现时代如此致命危险的洞察中,诗人开启与自己置身其中时代的对话。同时,为了揭示这种危险的复杂性和迫近感,诗人将时代故意隐藏起来,化妆为一个又一个朋友的面孔。这场以友谊之名展开的对话,深入剖析了现时代的肌理,无论基于现实层面,还是基于朋友相处的层面,都近乎一种过分的怀疑论。“人人都被分配到,一些危险”,这个短句可以作为《朋友的幽灵》系列诗歌的一个主题。在现时代的生成中,朋友的相处,也被诗人转换为人与人的相处。正如诗中所说,“与其和气的修正不如着手打断”,朋友也许恰恰是差异的源头,是我们通过人与人的对话、通过彼此的打断与调整,甚至通过过分的怀疑论,来暴露加诸我们生存境况以不满、失落、不安与恐慌的现时代之危险:

  随着我们笨拙的增加,未来在坍缩。
  过去你我,来不及学习的野蛮社火
  发展出日益愤怒的方言。
  听,歪瓜劣枣的共同体在发疯
  戈壁滩上,一匹匹
  奔马裂开,跃出新死神。
    (王炜《朋友的幽灵(3)》)

  诗人针对虚构的“你”与“我”之间所展开的友谊责难,如何不是一种针对现时代之含混性的责难呢?如果说,现时代人对于现时代之生成总有那么一点连带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又该如何揭示呢?还是说,与这“歪瓜裂枣的共同体”在发疯中共在于那片“戈壁”,在由方言搭建的“日益愤怒”的滩涂中,等待着“新死神”?朋友之间有待重新对话,但是人与人之间,在现时代的局促与不安之中,已然来不及学习。横亘其中的“野蛮社火”,其不稳定的野蛮集体性的一面,就像飞天火石一样,冲向“蚩尤原野”上疯长的方言,“未来在坍缩”。
  在这番超现实主义般的描画中,也许诗人已经意识到,朋友的幽灵,也就是时代的幽灵。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的认识与批判,始终跟人的自我意识一同发生。我们甚至可以将开篇的那个看似遥远的问题,按照朋友的方式转换为无限迫近的问题:也许支撑我们谈论时代的方式,和支撑我们谈论朋友的方式是同一个。换句话说,难道我们不就是以谈论朋友的方式在谈论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吗?而且很快,我们就在谈论朋友的问题上,重新找到了之前围绕着时代的那个悖论:“哦,我的朋友们,根本没有什么朋友。”蒙田引述的据说是亚里士多德遗言的这个句子,恰好用来描述“幽灵”的那种状态:一种忽如仇敌忽如密友的状态,一种随时重建随时拆毁的“可怕的友谊”,一种类似于友谊的状态,一种不断地从自己靠近他人又从他人返回自己的状态,一种临时的内在斗争状态,一种尚未被语言说出同时语言本身亦尚未到来的状态……如是种种,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将之前的怀疑论转化为虚构“你”“我”之间一种不可能的生成性,即人与现时代之连带责任的同时代性。从现时代到同时代,诗人试图揭示,他在观察和勘测中探索到的当代人的工作路径:

  在这个失败者的反应堆中
  把工作当作最后的射线吧
    (王炜《成人》)

  人与人对话和相处当中的“朋友的幽灵”,从来不是对友谊的否定,而是一种对类似友谊的东西和类似被解释过的东西的勘查与重识。经由朋友的幽灵,友谊,或者更准确地说,同时代人的共在性,才能从一种类似的、被解释过的情境中分延而出,成为诗人在附文中所说的,人与人“交游中接触到的智识表现、遇合与分野”。但是,不能将诗人在这里提及的同时代人的智识遭遇,理解为一种人的智识属性,换句话说,诗人对于同时代人智识遭遇的揭示,并不在于展现智识本身,而是通过其“表现、遇合与分野”展现人自身。这似乎也是《成为同时代人》组诗以及《朋友的幽灵》系列诗篇的核心任务。诗人把置身时代之中的那个主体性阵地分解为两个异常庞大的命题,即“人之为何”与“人之何为”,这也就是诗人在关于组诗的回信片段里提及的,长久困惑我们的“人的问题”。
  在王炜的诗歌写作中,“人的问题”以现时代失败的丛集形式,聚汇于一种急迫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在《朋友的幽灵》系列诗篇中,对于现时代的失败,诗人看似已经给出了确然的判定,因为他几乎不近人情地揭示了友谊之间的分歧与差异,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很难再进入一种同时代性共在的状态。然而,我们又意外地看到,诗人对于如此失败的认识,在近乎自觉的前提下,又有着一种主动性的工作认领。换言之,诗人要开启的围绕“人的问题”的追问、探索以及尝试解答,始终跟一种“失败者的反应堆中”,“最后的射线”一般的工作有关:

  深冬的光一再反复,一再催促。“面对一个
  反对面的团结,道歉能解决问题吗?”
  他的谋士朋友对他说。同时
  他的妻子下了决心。他停止惦记
  各种失败的共同体,面对家庭的结束。
  在一个垃圾早晨开始的一天里
  在夫妇争吵汇入当代争吵的一天里
  他抽完那些剩下的烟,“面对一个
  妻子方面的居委会组合”,道歉能解决问题吗?
    (王炜《成人》)

  首先是一种失败,包括一种失败的自觉,这是现时代危险性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诗人的忧虑在于,这种失败正在单向度地放大与扩散,尤其是“在夫妇争吵汇入当代争吵的一天里”,也是在雅斯贝尔斯曾经论述的意义上,现时代的失败连带着人自身的失败。这就是《朋友的幽灵》系列诗篇的最敏感部分。“人之为何”,人是如何面对自我意识的失败与更新的,人是如何思及自己置身其中的时代的,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历史过往的关系,人与尚未到来的关系,等等。显然,诗人并没有向一个约定俗成的历史认识论或历史本体论求索任何路径与答案,甚至与所有历史工作相反,诗人试图开启一个于现时代“失败反应堆”中重新工作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成为同时代人。

  也许一次徒步旅行能够
  改变我们失败的透视法。
  我让一座山点满油灯,这短暂的
  个人石窟会成为临时坐标
  重组这坎坷的丘陵世界吗?
    (王炜《传奇诗》)

  成为同时代人,因此意味着在现时代失败的自觉意识上,重启一个“改变我们失败的透视法”的工作,从而将携带危险性的失败的自觉,转换为失败的行动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问题”以失败的三重状态得以呈现:第一重状态,即现时代的失败,它在过往黄金时代和未来黄金时代之间制造着传递的平庸,以及现时代人共在性构建的无效;第二重状态,是自觉的失败,是我们反思自我意识与现时代危险的同构性之后的主体性逸出;第三重状态,是对第一重状态的转换,即将现时代的传递任务转换为同时代的开端任务,也就是在这一工作中,同时代性作为“人的问题”的关键情境被诗人揭示出来:

  含混的地面始终无法成形,无法辨别
  但在隧道里踉跄之后,刚冒头的一眼中
  一切也能清楚地闪烁
  泥泞也从各个方向,主动黏附,乌合如地球概述。
  我经过隧道像穿越虫洞,失去没影点,我就数铁轨。
  沿着黄河上游漂流下来的杂物
  我不能走远,那是一种历史语言吗?
  山河若有似无,沿着事实的你我正彳亍。
  在盲目中,我们都有一些仿佛的,可以援引的。
  大地几乎吐露着一个,好的根据
  但我沿着形象常常是沿着丧失——
  我告别这些山,像告别并不完全可耻的父辈。
    (王炜《传奇诗》)

  失败,更为准确地说,在王炜的诗歌写作中,是一种“失去没影点”之后“数铁轨”的勘查工作,是一种主体性的行动化认领。但是,如果这样一种勘查无法从现时代的同构性中获得一个主体性逸出,勘查之可见可感就有可能将我们的工作引入过于清晰、牢固、安全和理所当然的事实中去。经由失败,换句话说,经由一种于现时代之同构性危险中的主体性逸出,诗人获得一个重启工作的契机。也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中,诗人在与父辈的“平庸的内海”的告别中,达成一定的谅解,重新思考了那些“畸形的开端”、“丑陋的开端”以及“简单的开端”。诗人写道:“在盲目中,我们都有一些仿佛的,可以援引的……我沿着形象常常是沿着丧失……”。就像打开一个失败地层的沉积褶皱,泥沙俱下中,也有零星未被认识的矿石。在对这一部分的“援引”中,同时代性重构当下的那种丰富而歧异的力量被揭示出来,而这恰恰是现时代之同构性所不具有的,甚至是拒绝认领的。现时代的同构性,试图将我们的自我意识与一种时代强力的传递业务捆绑在一起。与之相反,同时代性,或者说成为同时代人的任务,则把“人的问题”从当下的近乎本体论的语境解离,并在历史语言之河的漂流中,援引看似过时、失败但尚未被真正认识的杂物。这一点,应该说,就是成为同时代人的首要工作路径。
   “一种传统的能力就是幽灵的能力”(王炜《传奇诗》)。在某种意义上,诗人在对过往历史的援引中转换失败的同时,也转换了幽灵的能力。如此能力,并不是简单的回溯历史,或在一种文献工作中寻找历史与当下的直接联系,而是将传统的游荡从现时代的普遍不安中解放出来。借用阿甘本在《何为同时代》一文中的说法,这样的转换工作,不是历史之眼照亮当下,也不是未来之眼启示现在,而是当下的于不可见光亮反映自身的阴影,触及过往,重组时间丘陵中的暗夜,使其具有一种回应现在之黑暗的能力。成为同时代人,在失败的能力、幽灵的能力以及黑暗的能力的情境中,不再是一种个人意志或主体性意志,与之稍有差池,它反而是一种主体性逸出的意志,是同时代人置身暗夜之中,出于一种不得不去回应并不得不在援引中回应的紧迫性。这样的紧迫性,生成并塑造了同时代人的不安,而非恐惧,更不是对失败的恐慌,以及在个人意志下丧失直接行动能力的焦虑。
  与此同时,在紧迫性的不得不回应中,主体性逸出与主体性意志的冲突,成为“人的工作”的关键部分。在《关于才能》这首诗中,诗人讲述了一次在夜市边吃饭边看电视的经历。夜市,当然可以是偶然的一个场合,但在这里,多少承担了同时代人之当代性的一个黑夜瞬间。夜市旁的电视里播放一则“见义勇为的俗事”:一个中年人从冰河里依次救出数名落水顽童。这则新闻看起来并不新奇,然而,诗人却对这一中年人于冰河下目不视物的行动产生好奇和想象,在此过程中,勘查到才能的一个当代境遇。才能,总是以一种自我意识的可见可感而走进“人的工作”的视野。这当然跟人的主体性有关,恰恰也是在才能的这个时刻,诗人颇具批判性地提醒,这已经是被不同的人共同接纳的形式;各自标榜并聊以自慰的才能,也正在成为“单独监禁”之一种。换句话说,才能,在权力的可见性规训机制中,越来越成为一种自我意识与自我规训的同构契机。为此,诗人针对才能,针对“人的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提出“一种并无戏剧性的解脱,相貌平平地来临”:

  我们一如既往的比喻,重复,从而代替
  对各种事情的理解,产生意义是容易的
  因为其实说什么都总能说通
  内心虽然从来难以被语言证明
  条件反射的舌头却从不曾停止
  直到表达终于被无知无识地打断
  直到头脑在没有头脑的世界搁浅
  一种并无戏剧性的解脱,相貌平平地来临
  叫它沉默,还是叫它平庸呢?
    (王炜《关于才能》)

  才能,是否可以是自我意识的默化?是否也可以在一种难以被语言证明的“条件反射”中说出内心想说的话?哪怕它沉默甚至平庸,但是总有什么在来临。诗人对于才能的重新勘查与挖掘,无疑将它引入了一个诗性的时刻。知识、经验、观念,乃至行动本身,都在这个时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转换。有些东西被打断和搁浅了,一种仿佛一切均已失效的行动性,毫无可能地继续推进着行动,一如那个在冰河下目不视物的泅泳者。这或许是诗人试图揭示的,“成为同时代人”工作路径中最与众不同的一条,也是当代人至为紧迫的开启任务。
  经由对于“人之为何”以及“人之何为”的勘查与揭示,诗人展现了一种区别于时代开端之整全性的观念方式和工作路径,同时,也在现时代的同构性中开启了另一个空间,并展开另一种政治实践。应该说,正是在同时代人的自我意识更新、现时代批判以及主体性逸出的实践中,开端作为一种援引的行动和泅泳的行动,重新书写了开端史。在此境遇中,诗人将“成为同时代人”作为组诗的标题——哪怕全诗并没有一处提及“同时代”或“同时代人”这样的词语——作为一种现时代的紧要工作任务,推至现时代各种问题丛集的跟前,而这样的工作任务,或者说这样的同时代使命,或许也是任何一个现时代人的应时伦理和生命政治。在此种意义上,任何在自身时代中近乎失语的写作,以及任何时代对过往之暗夜的援引以及置身当下的泅泳,均构成了这一时代的同时代性。从事这样工作的人,就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第二届北京青年诗会”特别编辑主题论集,推出《成为同时代人》一书,王炜组诗收录其中,本文受此书主编陈家坪、张光昕嘱咐而做。感谢两位主编及诗人的信任!
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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