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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索尔·贝娄:文明的、野蛮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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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0-03   主页:

索尔·贝娄:文明的、野蛮的读者

赵玉明 译



  因为我是中西部人,远离京都,又是移民的后代,所以,小小年纪就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为自己的利益作出判断:在什么程度上,我的犹太人血统、我所处的环境(芝加哥这一意想不到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得以主宰我的生活道路。我不想全面依赖传统和教养,完全的依赖意味着一个人的完蛋。当今文明世界最普通的一条教义可以简述为:“说出你在何处诞生便知你的身分和地位。”可是芝加哥,以及我那急切盼望全面美国化的家庭,无论如何都不能按照它那种形象使我长大成人。当我还没有能力清楚地思考的时候,对环境加给我的卑俗的重压,就采取了顽强抵制的态度。为什么不愿让自己成为环境的附庸,我也说不清楚,只是那种急功好利、贪求实惠、铢积寸累、庸俗拉拢的市侩风气始终没能缠住我的手脚。
  母亲想要我成为提琴师,不成,就当一名犹太教教士。这样,我可以在教徒集会主持人和朝圣者经堂圣餐伴奏手之间择善而从之。在传统的正教徒之家,男性少年要学习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我要真地学干这一行的话,可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犹太法学博士的头衔。只不过,那美妙的街上世界诱得我寝食俱废,所以就没捞到这份圣职。另外,虔诚的信徒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格格不入。总而言之,我从孩提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不拘一格的涉猎,因而很快就舍弃了古老的宗教信仰。
  十七岁上,父亲勉强准许我进了大学。我成了一名满怀热情、兴趣广泛但又是反复无常、不听教诲的学生。如果报名进经济系201班,肯定会把全部时间用在易卜生和萧伯纳的作品上,倘若选学作诗,不久就又会对那些韵律啦、分节啦深感厌烦,转而一门心思去研究读克鲁泡特金②的《革命战士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了。我的志趣和习性有点儿近乎作家,宁可自己去领略诗中的玄妙,也不愿得益于讲坛上论述作诗的种种说道。为使我那因读书而过分劳累的眼睛得到休息,我到球员俱乐部游泳,或邀伴儿打几场乒乓。
  不久我就意识到,在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看来,出生于芝加哥这个野蛮的实利主义中心的青年,决不能指望有任何培养前途。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炼钢厂、修车场,以及工业村里那些原始的、有凉台的平房;加上阴沉郁闷的金融机构集中区,棒球场和职业拳击赛,对歹徒打群架的禁令,拉帮结派的政客等等一切凑拢来,形成一个牢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蒙昧的外壳,文化之光无法把它穿透。“完全没有办法”,这是最先进的现代化艺术代言人,高度精确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作出的判决。根据这些外国观察家的意见:美国比欧洲虽有许多长处,比如资源丰富、精力旺盛、不受束缚不受致病的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等等,然而关于艺术,正如温德姆·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与其希望明尼苏达州的长老会会友成就一名画家,倒不如寄希望于爱斯基摩人来得好些。
  最不受本国阶级偏见影响的文明的欧洲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得不到充分控制的偏见加给门户开放的美国。有一种现象为人们所不易预见:一切文明国家注定是要下降为劣等的、世界通用的角色。而这些老传统文明支干的可悲衰落,会打开新的机缘,迫使我们重新估价传统文化所作的那些判决,也就是说,促使我们发挥独立见解──这可是一桩暂时尚不明显的、由衰落带来的好处。对周围环境作出尽可能深刻的解释,是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目的。很简单,当中心移位,大厦倾覆的时候,人们便有机会见到一些原来挡住了的真理,长期存在的前提必须加以订正,旧章法应当用新眼光看待了。
  回忆起来,我写的书有些是人人可读的喜剧作品。比如把自己想象成美国的卡利班(卡利班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的半畜半人,怪物女巫卡西莱克之子)的亨德森(索尔·贝娄《雨王亨德森》里的主人公)承袭了父亲的大厦,他登上大厦藏书室的梯子,想找出老子在书中标出的段落。而这位普罗斯珀罗(普罗斯珀罗,莎剧《暴风雨》里的正统的米兰公国君主,他流落荒岛时曾一度将卡利班带回家以教养,后卡利班不可教育,便叫他当了仆人)式的父亲则认为儿子野蛮成性,不可教诲;再如诗人亨布尔特,为了卖弄他那间新泽西州穷乡僻壤上的小屋,引用麦克白的话说:“我的城堡里有宜人的宝座”;又如奥吉·马奇(索尔·贝娄《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主人公,此人年轻无知、兴趣广泛,但缺乏恒心,一生里有许多虎头蛇尾的冒险经历。埃尔诺是这本小说里的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埃尔诺的床下发现了哈瓦德(1667—1738,美国殖民时期牧师,生于英国伦敦,他的著作及藏书遗赠给马萨诸塞埃布里奇大学,1739年此大学改名为哈瓦德大学)的经典巨著,如此等等。为什么对高尚文化的依恋竟采取如此滑稽的方式呢?看来,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在起步前进的时候,就已走上了不同的方向。正当亨布尔特专心思考他最崇拜的作家叶芝、艾略特和普鲁斯特的时候,这个社会却以不适当的慷慨,赠给他一部四汽缸布克牌汽车,让他在泥泞的大道上跋涉,在他那些美国同胞的眼里,他──愿上帝保佑他──算不上什么作家。
  另一个较不明显的原因说来令人好笑。知识分子写出的书(这是为向我们进行启蒙教育而作的最大努力),总是把人引向抽象化的不毛之地。多年刻苦钻研,所得到的,除那些把人们与现实隔绝开来的一套套高见、一条条公式外,其余几近于零。理论上的借贷,削弱了个人独立作出判断的能力。抽象化犹如直射的阳光,它可以把我们的皮肤晒黑,显出健康的外表(或精神上占优势的感觉),但长远看来,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未老先衰,甚至染上皮肤癌。换言之,对学问有所质疑,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尽管我们是不文明的、传统混杂的人群,但对以往知识分子所说的事实真相仍然深信不疑,对他们以虚构的、主观臆造的语言作出的“权威性解释”表示容忍。可是到头来,人必须支配自己的经验,如果一味从书中寻求帮助,那就应了卡夫卡所打的比喻:把人生禁锢到书里,“犹如笼中锁鸟”,毫无效益。
  抱着这样一种观点,我发现自己像美国人常说的那样: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欧洲观察家有时把我归于混血珍奇动物类,说我既不全像美国人,也不符合欧洲人标准。因为,当我头脑里装满了诗人、哲学家和史学家的种种货色以后,并没有拾人牙慧,而是毫无章法地躲到我那中西部巢穴里销声匿迹了。当然,遵循现代派作家的惯例,我也是自修者。借一句巴尔扎克的话说,“世界是属于我的,因为我理解它。”
  美国读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我的书中某些外国情调表示反感,认为我引喻古人、自命不凡、装腔作势。这一点我乐于承认。我的书可能有某些地方难于卒读,而且由于未受教育的公众人数日益增加,这些书似乎就变得更难。掌握读者精神上的尺度确非易事。人们应当了解,有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让人人读书,而且出于对读者的尊敬,或为了顾及情面,人们易于隐约其词,说这些读者对记叙二十世纪历史事件的各类作品熟悉得更多,而不是求得他们对作品的如实评判。除此以外,作家也常把某种心理上的调和视为理所当然,“只消加上或减去那么一点儿微小的差别,别人就在本质上像我;我的也就基本上像别人。”一件作品如同给上帝的一份献礼,你把它捧上祭坛,希望祭祀长的法杖不致戳瞎你的眼睛;同时你对天许愿,一旦作品驳回,不会火冒三丈,变成杀人凶手。也许你怀着一片童心,创作了得意的珍品,不事删削地送进神的殿堂。现在还看不出此书价值的神灵们,也许以后会承认其价值。因此你总感到不是为当代人而写作。到目前为止,你的真正读者也许尚未驾临此地,你的书将使他们登场现身。
  我有时常常特别倾心于揶揄美国文人。《赫佐格》便是这类喜剧性小说。写的是一位美国名牌大学的哲学教授,因被妻子遗弃而陷于精神崩溃。他突然发作了“书信狂热病”,写了许多信,有的伤心惨目;有的讽刺挖苦;有的蛮横粗暴。他不但把信发送给亲戚朋友,而且也寄给他的授业导师──思想界巨人。当然,在这精神危机的关键时刻,不能指望他有什么理智的行为,他气急败坏,根本顾不得从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寻找安慰和告诫。可是,这个断肠人儿一旦清醒过来,便向人们讲述了他的感受,领悟了人生的意义,认识到自己所作这种尝试是多么荒谬。他最后放弃了荒唐的举动,写道:“我国目前急需的乃是五分钱一份的真正的矛盾的统一。”自然这不过是模仿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句名言:“我国当前急需的是五分钱一支的货真价实的雪茄”。
  某些《赫佐格》的读者抱怨此书行文别扭。虽然对那位倒霉而又滑稽的教授有所同情,但对那些冗长迂腐的信件则深感厌恶。有的认为,他们像应邀参加一场高难度的、关于知识分子经历的综合考试,并认为,是我把晦涩、卖弄学问与同情、机智混为一谈。
  否!我讽刺的正是卖弄学问!
  那位说:“如果你意在于此,也并未如愿以偿。有的读者还以为你在发动比赛哩,搞什么障碍赛跑,或者填写山案座星球名称的字谜游戏那类的比赛。”确实,对于接受检验,高兴者甚少而怨恨者居多。人们最关心的乃是各自的职业和触及市民神经的严重问题,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核废料处理问题等等。可是,劳累终日,需要有所娱乐,不能引起兴趣的娱乐谁也不肯光顾。在这方面,我也毫不例外,如看蒙田的作品,我就尽量略过那些来自古典著作里的长篇引文,因为我中学里学到的那点拉丁文知识对此难以招架,何况,再回到中学时代也绝非一桩乐事。
  我想以《赫佐格》作为本文结尾,目的是借此向人们表明,“高等教育”对于一个遭遇不幸的人所提供的帮助是多么软弱无力。赫佐格本人最后意识到,在驾驭生活这件事上他没有什么教育素养(那些男女隐私、房中的学问,大学里谁教过他?)于是──用开玩笑的话说──他又回到正直的人们当中,或者正如我写这本书时,内心考虑的那样:回到原始的平衡点。赫佐格在精神错乱时的表现是野蛮的,当然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子。不过,借助于他那滑稽的官能,在混乱中他还能紧紧掌握住关键性的一点,那是一条沟通灵魂的渠道。这渠道也许不易发现,一则因为人到中年它就有些变形,再则,它周围丛生了芜杂的灌木,这是从我们名之为教育的园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尽管如此,这渠道依然存在。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持它畅通无阻,使之通向人们内心最深处,通向那个能够意识到高度自觉性的深处。靠了它,就能使万物归于一统,并作出最后的判断。
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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