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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乔纳森·卡勒:重访法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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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02-28   主页:

乔纳森·卡勒:重访法国理论

陈通造 译
  


  “法国理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逐渐盛行于美国,就此而言,人们可能会同意“法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美国的发明,尽管它确实是法国的,也确实是理论。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1976年为“理论”追溯了一个悠久的家谱,他这样写到,理论作为一种写作类别“开始于歌德、麦考莱、卡莱尔与艾默生的时代,发展出了一种既不是文学评点,也不是思想史,也不是道德哲学,也不是认识论,也不是社会预言的写作,而是所有这些混合一处而出现的一个新的文类”(763)。我自己的定义则更为实际:理论即是一些在自身最初的学科之外发挥了影响力的著作,而这是因为它们关于语言、心灵、认同,或是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分析足以有助于重新审视其他意指领域。“理论”,对立于具体某物的理论,比如文学的理论,只有到了1970年代后期才被承认为一种文类或活动,是人们可以去实践或者也可以拒绝参与的事情,是人们可以去阅读或者也可以不屑一顾的东西,而它主要被用来指称一群法国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巴特、福柯、拉康),他们其实是相当各异的,但在美国,将他们视为一个群体当然也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做法。出于两点理由,他们可以被归为一类。一方面,他们全都曾与一种志得意满的结构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结构主义则推崇这样一个观念: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可以引领或开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重塑之路。等到他们与一个哲学家的群体(德里达、阿尔都塞、德勒兹、利奥塔)汇合起来,显然我们就拥有了法国理论,这套丰富的思想可以占据英美哲学传统造成的真空。我们的主流哲学传统弃之不顾的广泛议题如今由这种新的法国思想以多种方式作出了回应。从索绪尔到德里达,这已然是一个传统,是一套关于语言、认同、话语,以及生活本身的令人振奋的反思。
  有些法国的评论者强调那些在美国备受推崇的思想家在法国是被边缘化的,指出这一点尽管有一定益处,不过这在我看来是一个相当肤浅的论点,就好比美国人认为爱伦·坡虽然受到法国人的推崇,在美国却只算是个小作家,因而不大愿意多加理会。巴特任教于高等实践学院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德里达原先在高师,后来也去了高等实践学院,并不在大学;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法兰西学院度过,而巴特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本来也应如此。这四人的书都比那些大学教授的书畅销。拉康的研讨课是个极受欢迎的事情,甚至那些坦承听不懂的人也趋之若鹜,而他对精神分析学派的塑造和消解一直都是头条新闻。德勒兹在万塞讷大学有一大帮拥趸,而且是一个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确实只有德里达遭遇了强硬的制度性的抵制:当他据说要接替利科在南特的职位时被大学所拒绝。但是他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的研讨课却吸引了成百上千人,他的书很畅销,而且如果他的出版商乐意出版平易近人一些的版本的话,只怕会卖得更好。
  为什么恰是这些思想家在美国获得了成功,对此是可以找出一些原因的——弗朗索瓦·库塞 (François Cusset)在他的一篇出色而博学的访谈中就提到了一些,而我也曾强调过,他们使美国的公众有可能参与许多被当地的分析哲学所忽视的讨论——不过,正如库塞强调的那样,法国理论在全世界都获得了广泛的接受,非独在美国如此,而如果说这整个过程都是以美国的大学为中介进行的(我认为确实如此),那么不免有些惊人的一点是,这些法国理论家在几乎全世界都比最知名的美国人文学科思想家(比如文学研究中的诺斯罗普·弗莱、M.H. 艾布拉姆斯和保罗·德曼,哲学中的斯坦利·卡维尔和约翰·罗尔斯)更受欢迎。显然,这群法国思想家,不论各自差别多么巨大,都提供了某种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东西:在当代学科重塑的语境中的一种对于语言、意义、认同和权力的再思考。
  法国理论最初是得到了那些与法国联系紧密的文学学者(首先是比较文学系,稍后则是法语系和英语系)的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当然有助于决定法国理论的面貌。在1950和1960年代广泛传播于文学系的英美新批评已经提供了一种取代传记和文学史的文学研究路径,所以很多文学教师无需劝说便认可了另一种替代选项的妥当性。不过,新批评的理论阐述有些简陋,而且是以否定形态出现:反对“意图谬见”(作品的意义即是作者的意图)和“感受谬见”(作品的意义即是我的所感)。因而,一种关于语言和文学的更为正面的理论学说就有了发展前途。不过,新批评对于“细读”的推崇还是在文学研究中留下了两个前提,极大地影响了对于法国理论的接受。首先是这样一个预设:文学研究的目标就是对一个个作品做出阐释;第二个预设是:文学为之效劳并竭力弘扬的人文价值与科学的价值恰成反题,文学的一大重要任务就是抵制一个崇尚科学、经验证明和进步的日益技术化的社会所推崇那些价值。[1]这两个预设形成合力,造就了一种对结构主义的系统化“科学”目标的抵制。[2]在法国,理论被认为是在提供一种系统性的、科学的操作方式,旨在克服在思考作者及其成就时的那种资产阶级方式,而在美国的法国理论则被认为是在提供一些阐释文学作品的新概念,谈及理论的人总是会问:“但是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新的有效的阐释?”[3]出于文学研究中的这些根深蒂固的预设,法国理论的美国读者极易接受一种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认为它的科学主义倾向并不妥当,他们很容易就会拥抱他们所认为的“后结构主义”,“元语言不存在”(il n'y a pas de métalangage,拉康语)。举例来说,保罗·德曼,这个对法国理论深表同情的读者,就因为巴特、热奈特、托多罗夫以及总体上的法国理论假定了他所谓语言与修辞之间的连续性(关于文学中起作用的规则和惯例所做的一套论述可以生成出类似文学语法这样的东西,并解释作品的意义)而提出了批评。与之相反,德曼强调,阅读总是需要的,而阅读是无法被一种语法所计划的,总是要涉及到不可能的决定(impossible decisions)。(参看“符号学与修辞学”)。美国的境况促使我们将结构主义重新解释为后结构主义,一种没有科学伪装的解释学。
  作为解释学(而非诗学)的资源的法国理论,这样一种理解导致了美国和法国的制度化采用了不同的形式,尽管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结于两个国家的中学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和大学教育之间关系上的不同,以及法国教育系统的集中化对上美国小学和中学教育系统那种令人难以想象的非集中化的不同。(在美国,小学与中学教育是由每个社区地方选举出的学校委员会来控制的,各个社区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面貌,从而才会出现禁止讲授进化论这样的可能性。)[4]在法国,正如多米尼克·贡布(Dominique Combe)和米歇尔·穆拉( Michel Murat)提到的那样,一种结构主义诗学或叙事学从大学进入了中学教育,据说在那里演变成了形式主义的信条。尽管受到了像托多罗夫这样的幡然悔悟的结构主义者的指责,结构主义还是具有着一种民主化的力量:来自优越家庭的子女们不再因为早早接触到文学文化而在分析文学文本时拥有优势,因为被引入的技术术语(比如,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全新的。但在美国,出自好的大学的学生们几乎不会进入中学教育系统,也没有教育规划的集中控制,因而法国理论就没有在中学学校造成影响。在美国的学校中,如果文学还有被教学的话,它也已经作为多元文化的文献而得到研习,其原则是,研究关于自来其他文化或弱势环境中的人们的短篇故事和长篇小说将会促进宽容和社会和谐。[5]法国理论在美国被限制在大学之内:最初是在那些拥有重要的比较文学系和法语系的顶尖大学,之后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但是即便是在这些地方,盛行的也不是法国叙事学(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一般被指责为毫无意义的黑话),而是解构式阅读和症候式阅读,前者质疑了文学文本和其他类型的文本所依靠的那种西方文化中的等级对立(即便这些文本有时致力于反对这些对立),而后者则试图追踪构造了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话语之中的权力/知识。在好的大学的人文系科,法国理论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解释学资源,并逐步在其他学科也开始起作用:法学,与批判的法学研究运动相伴;历史学(程度稍小);政治学研究;宗教研究;建筑研究;以及偶或也影响到社会运动研究。
  我倾向于将法国理论在学术专业上的变形归咎于美国根深蒂固的预设,不过,米歇尔·夏尔(Michel Charles)——多米尼克·贡布认为夏尔在当下和未来的法国理论中举足轻重——却认为是一种文本理论的发展促进了解释学和评论的实践。他甚至这样声称:“文本在现代得到的推崇正是理论反思的一大障碍。”(45)[6]对美国读者来说,这个论断实在太过惊人,因为文本理论的发展几乎是与理论始终共存的。不过,鉴于文本(texte)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一种对文本的神圣化——在《S/Z》中,巴特声称你可以在书店中找到作品(œuvres),而不能在文本中找到——文本可以引发无尽的评点和阐释。相反,对于修辞学或诗学来说,一个作品只不过体现了一部分话语可能性,它本可以体现另外一些,如多米尼克·贡布在他关于米歇尔·夏尔著作的讨论中强调的那样,修辞学和诗学的任务就是既要考虑那些被选中的可能性,也要顾及没有被选中的可能性。以结构主义叙事学或修辞学(修辞学是夏尔所偏好的用词)为根据的一种文学教育会探讨构成叙事的所有修辞可能性,而一部小说只不过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但解释学的出发点恰是这样一个前提:文本中的一切就该是那样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解释学在美国文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不论是将文本解读为极度自我解构的复杂构造,还是解读为压迫性意识形态的症候)导致修辞学被降格,要么被归于古典研究或文艺复兴文学之下,要么从属于写作和创作课程,旨在教会学生如何组织起有效的论证,文学学者与此并没有多大关系。
  法国理论制度化过程中的第二个主要差异是米歇尔·穆拉提出的,他注意到他和他的同事都是德里达与福柯等人的读者,而他们却从未将这些作者的作品拿到所在系科的课程上,也没有与自己的学生一道阐释这些理论文本。尽管我不是很确定他和他的同事有多大的代表性(安托万·孔帕尼翁 [Antoine Compagnon]在《学科问题》[Une Question de discipline]一书中的评论似乎告诉我们,当他要涉及到类似“文学是什么?”、“作者是什么?”、“意图有什么作用?”之类问题时,他确实会为他在索邦的文学理论导论课上的学生布置理论文本),不过在这一点上确实有一个重大的差异。也许在法国的教授们可以假设他们的学生(他们早就在公立中学接触过诗学和叙事学)可以自行阅读巴特、德里达和福柯,但在美国,这样的假设是不成立的,研究这些作者,专注于理解他们的文本,这样的课程以前是,现在仍旧是十分常见的。(在康奈尔一度有过这样的情形,几乎每个我遇到的学生都已经在某一门课上读过福柯的《性经验史》第1卷。)在明确以“理论”为聚焦的课程中,关于这些理论文本——巴特的、福柯的、拉康的以及德里达的——的研究可能有所减弱,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理论得到了吸收(甚至可以说是理论的胜利)的结果,以至于理论不再需要专门的课程:这些文本中的一部分如今会在研究具体话题的课程中被布置给学生。不过,对我们来说,总体而言依旧确切的一点是,理论文本是要在课程上布置并讨论的东西——而不是像穆拉说的那样,仅仅是教授们的遗产。
  我对中国的有限经验表明那里的情形与美国相似,也会布置理论文本,尽管篇目有所不同。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理论影响的詹明信在那里影响巨大,是朱立元所谓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在中国有一种时间上的压缩,因为对西方的开放发生于1980年代,所以法国存在主义(这在美国的语境中远早于我们所谓法国理论到来)成为了理论场景的一部分,差不多与此同时,后来的理论家也被翻译和吸收进来。陆扬指出,巴特被广泛布置给学生,特别是文学系的学生,而德里达、福柯和拉康则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被布置给学生,而在日常生活研究中,亨利·列斐伏尔(他在美国没有多大影响)、西苏、克里斯蒂娃、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突显了出来。
  法国理论最初在美国被接受时被构造为一种重新思考学科的方式,而随之而来的某些政治关切和社会运动又反过来对法国理论有所影响,作为一种新颖独特的力量回到了法国。布鲁诺·皮劳尔(Bruno Perreau)的论文描述了这段历史,其中朱迪斯·巴特勒是一个核心人物。巴特勒是一位哲学家,最初对法国的黑格尔主义者(她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是《欲望的主体:20世纪法国的黑格尔主义反思》)感兴趣,她的女性主义研究深受法国理论的影响:波伏娃、德里达和福柯。(法语维基词条这样说到:“她从奥斯汀的言语行动理论、法国女性主义和法国理论中的解构主义这三重遗产出发研究了性别的述行性。”)巴特勒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法文。当我1990年代中期和末期在法国做几场关于她的演讲时,还没有人听说过她,尽管她那时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明星,而如今她当然已被广泛地阅读,催生了一种关于性别和性经验的反思,也促进了酷儿理论和酷儿运动的发展,这是皮劳尔所着重指出的。
  皮劳尔说福柯的著作不仅影响了巴特勒,而且也影响到了像琼·斯科特(Joan Scott)这样的历史学家关于性别和性经验之建构的历史研究,这是正确的。(我还想加上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一位在伯克利的历史学家,他的《身体与性属》[Making Sex]极富成效地提供了一种关于性属的历史,这是福柯做出了规划却并未完成的。)我有几点不同于皮劳尔的意见。首先,福柯对于性别毫不感兴趣,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我的学生在读到《性经验史》时总是对这一点深表惊奇)。《性经验史》的第1卷讨论了性经验的建构,但从未涉及性别或者至少是性别角色的建构,而这在人们看来本应是与性经验的历史特别相关的。因而,一种关于性别的福柯式思考必须来自别处。就巴特勒的情况而言,仍旧是法国理论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刺激,特别是德里达、西苏以及最初由西蒙波伏娃(照波伏娃的说法,一个女人是人要去生成的东西,而不是人本来所是的东西)对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解构。巴特勒具有一种天赋,能将德里达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以及他关于奥斯汀的述行言谈所作的再阐释,同福柯关于权力/知识的思考,结合起来。
  但是,今天的法国理论是怎样的情形?在美国,因为巴特勒这样的人物,法国理论变得不再那么法国,不过法国思想家仍旧显赫,尤其是福柯。拉康仍旧深受一个小群体所爱戴,但随着精神分析声望的衰落(如今已经成了人文学术的边缘而非中心),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巴特几乎从理论场景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不过如今又强势回归,不是作为结构主义者,而是一个本雅明式的人物,为一切事物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思想,从日常生活的神话学到摄影学。德里达继续在赢得读者,他的研讨课相继出版,他关于政治话题的著作,特别是论动物的作品催生了新的研究。《动物,故我在》(L’animal que donc je suis)已经成为人类-动物研究这门新学科的重要文本。在其他法国思想家中,朗西埃似乎是最重要的,不过阿甘本也得到了广泛阅读(他算是一个名誉上的法国思想家,因为他的作品有点德里达的味道,不过是以一种简短片段的形式,使用一套稍有不同的词汇)。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通常所谓法国理论有一点距离,但是却很有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很可能会继续下去。阿兰·巴迪乌正在被饥渴的译者和追随者们所推崇;梅亚苏的思辨实在论吸引着那些对法国理论的最新发展感兴趣的人。对于梅洛-庞蒂的兴趣似乎也在逐渐复兴,他关于身体主体的著作与当下的关注很好地联系了起来。多米尼克·贡布提到了布尔迪厄,我不是很同意这一点。布尔迪厄曾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阅读,但现在没有多大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热衷于以研究阶级和地位的过时的法国材料为根据做出普遍性的论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那些出于专业所需而关注艺术和文学的人抱有一种毫不掩饰的鄙视。正如米歇尔·穆拉所提到的那样,还有数目可观的一批关于后殖民社会的著作也是由法国理论所激发的,斯皮瓦克和罗伯特·扬是两个重要例子,但是这还能不能算作法国理论,何处可以划出边界,这一点尚不清楚。
  至于在法国的法国理论,我觉得多米尼克·贡布的看法很有吸引力,他认为如今有一种更受到基于修辞学的哲学(米歇尔·夏尔就是一个重要人物)而非语言学所激发的法国理论。夏尔尚未被译成英文,所以还只是法国版本的法国理论的代表,恐怕这种情况还会继续,而这正是因为我在开始处提到的“解释学 vs. 诗学”的问题。在《批评与真理》(Critique et Verite)这个强有力但却不幸地极少有人读的文本中,罗兰·巴特明确地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区分:
任何情况下这两种话语都不应该被相互混淆,因为它们指向的不是同样的对象,也不是由同样的典律所控制。人们不妨将文学的科学(或写作的科学)这个名称赋予那种不以作品的具体意义而以作品意义的多元性为对象的普遍话语,并将文学批评这个名称赋予另外一种公开地并且甘冒风险将具体意义加在作品之上的话语。(787)
  巴特认为这种诗学,或者说是一种关于文学的科学将出现于未来,(“如果有一天它能存在的话”)但是他却以一种无可指摘的细致界定了这一诗学:它将是一种关于内容的条件的科学,也就是所谓形式。采用这种语言学模式,它的目标则是致力于获得“作品的可理解性”(“l’intelligibilitedes œuvres.”)“它不会给予也不会发现任何意义,它将描述一种逻辑,意义正是以一种方式从这种逻辑中产生出来,这种方式能够被人类的象征逻辑所接受,正如法语的句子会被法语的‘语感’所接受。” (791–792)。但是巴特并没有继续探索这个他所界定的规划,所以,夏尔是少数几个仍旧忠于这个规划的人。
夏尔谈到的是修辞学而不是诗学,不过他已经扩展了一种关于话语可能性的研究,从而既能关注阅读,也能关注创造,而这种研究所处理的仍旧是作为话语可能性之范例的文本,而不是作为隐秘意义之储存库的文本。他对修辞的钟爱无疑会使这种特殊的法国理论局限于法国,尽管大西洋彼岸的读者们本可以从中深受裨益。
  那么如今法国理论在中国又是怎样的情形?我在中国的讲演之旅过程中遇到的少数几个深入的问题(那里的学生往往太过毕恭毕敬,以至于真正有来有往的交流无从发生)中有这样一个,质问我要如何为如下这个事实做辩解:像我这样的美国人从法国进口理论,然后再出口给中国人。我只能说,这只是一条一直以来的贸易路径,接下来要靠他们去发展别的进出口模式。在新的一代学者中似乎确实有新的可能性正在涌现,中国可能会发展出自己版本的理论参与。比如,那里有一种对后殖民理论的兴趣,而中国这个既曾经遭受殖民压迫者之苦,如今也成为了一个帝国力量的国家(其内部也有臣属的人民和被边缘化的群体),拥有极好的条件去发展出一种新的视角,而不是对法国或美国理论的贫乏反映。无疑,十年之后,整个景象将会相当不同,不过我认为我们仍将阅读并谈论“法国理论”。


引用著作:
罗兰·巴特(Barthes, Roland).《批评与真理》, Critique et verite(1966). Œuvres completes. Vol. II. Ed. Eric Marty.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2.
米歇尔·夏尔(Charles, Michel). 《文本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 l’etude des textes. Paris:Editions du Seuil, 1995.
保罗·德曼(de Man, Paul). “符号学与修辞学”(“Semiology and Rhetoric.”) 《阅读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 New Haven, CT: Yale U P, 1979. 3–19.
理查德·罗蒂(Rorty, Richard). “职业化的哲学与超验主义者的文化”,“Professionalized Philosophy and Transcendentalist Culture.” The Georgia Review 30 (1976):757–769.


注释:
[1] 如今这听起来相当具有反讽意味,现在美国社会中的很多人似乎都在以宗教或自私自利的名义抵制科学和理性。今天很明显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担心的是一种志得意满的资本主义及其市场意识形态,而不是自鸣得意的科学心态。
[2] 也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语言学在法国成为了引导性的学科,但在美国,却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占据了主宰,因其对于句法和技术性操作的专注,未能像在法国那样对其他学科产生吸引力。
[3] 热奈特将他最重要的叙事学著作投注到对普鲁斯特的讨论,这个事实只会进一步强化诗学的要义就在于帮助阐释重要作品这个印象。
[4] 在21世纪之初,有一种刚刚出现的集中化的影响,像大学理事会( College Board )这样的考核组织的考核结果会对学生进入顶尖大学产生影响,这样一来所谓“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考试的考核内容就会对较好的中学学校的课程产生适度的影响。
[5] 我尚未看到关于这个的研究,不过从我的儿子和他同学所接受的教育中可以获得一些证据,使人产生质疑。学校对美洲土著的推崇更会造成怨恨和怀疑,而不是钦佩。
[6] 在《树与源》(L’Arbre et la source,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5)中,米歇尔·夏尔声称: “我们的诗学是一种评论的文化,可以在整合到修辞学的名目之下。” (313)。


(译自Jonathan Culler, French Theory Revisited, in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18:1(2014), 4-13.)
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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